1931年的9月，中国正处于九一八风暴前的一个星期。这时钱伟长在江苏老家做好了准备，即将赶赴北京的清华大学。这一年钱伟长十八岁，当时他最大的愿望，是能够穿得体面一些去北京。
钱伟长：我去的时候，我家里没钱。我那时候长袍都没有了。我去找我母亲，母亲没办法，我没长袍。
记者：那时候穿长袍上学很有体面？
钱伟长：上学都是穿长袍。结果她都找我的婶母，我婶母是会裁衣服的，她正好这里有客裁，要求我给他做衣服，有料子，她说先拿这个做了再说，我穿的我婶母给别人做的衣服来的。别人比我高，所以折了一个褶，做好了，围着腰的。
记者：缩短一点？
钱伟长：做缩短一点，穿这个到了北京的。
当时钱伟长从老家去北京走的就是这条水路，家境贫困的他曾经常在这里摸鱼捉虾，采摘野菜，以补家中食物的不足，这种艰苦的生活，使他从小就体弱多病。当他来到清华的时候，他才发现，他的身高竟然创下了一个记录。
钱伟长： 去了以后，先是体格检查，清华是这样，量量身高，量量体重，量量握力，最后要跑，在操场转四个圈，转一个圈400米，完了就完了。那个量尺寸，他是说洋文的，马约翰，说洋文的。他量体高时说 out of scale。
记者：out of scale。
钱伟长：后来有人告诉我，不合格。
记者：不够尺寸。
钱伟长：不够尺寸，因为这个尺寸在1米50。我是1米49
记者：还差一点，
钱伟长：还差一点。
记者：你当时是这些学生里头，最矮的一个。
钱伟长：对，后来他让跑了一圈。我以为体格不合格也不行，我就拼命跑，我是农村出来的，田埂上跑惯了。我撒开脚丫子跑，跑四百米下来，上气不接下气，当场就躺下了。
记者：当场就躺下了。
钱伟长：当时喘气喘得，躺下了。
记者：实际上当时您的身体很不好，
钱伟长：很不好。
记者：但是您又怕这个身高不够他不要您。
钱伟长：所以拼命。
记者：所以拼命跑，后来这个马约翰老师后来看到你，这样子。
钱伟长：这个人好，很能拼命，他是一句话能拼命好，
记者：就因为这个要你。
钱伟长：我就算合格了。这是一个笑话。
记者：但这个笑话，很体现了你的这种劲头，这种精神。
当时能进清华学堂，对于贫家用子弟来说，实在是太难得了，钱伟长是幸亏有四叔的支持，才有了深造的机会，他的四叔，就是我国著名的国学大师钱穆，仅有初中毕业的他，依靠刻苦自学，在学术上卓有成就，一生的著作多达76部，是我国最富盛名的国学大师。而在钱伟长来到清华之前，钱穆就已经名震史学界，并被燕京大学和后来的北京大学聘为教授。
钱伟长：胡适之在北大，说这个现在你们讲历史，讲断代史不行，要讲通史。这样全北京没有人答应，因为过去都讲断代史。
记者：没有人讲过通史。
钱伟长：那么后来我叔父也厉害的，就是我行，我先过来讲，因为他二十四史是能背的。他是礼拜三下午讲，钱穆是礼拜四上午讲的。这两个老师，各开各的课，就在红楼底下，30个人听，只有30个人听。因为这样听的人就传，就是钱穆怎么讲，胡适之是怎么讲。两个人意见不同。后来搬到100人的教室，最后搬到北大礼堂，听到300坐满了。窗户都是人，他是这样，钱穆历史熟，史料熟，胡适之道理是对，道理应该是这样，但是他史料不够。
就在钱伟长决定进入历史系的第二天，也就是 1931年的9月18号，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我国的东北三省，而蒋介石却奉行不抵抗政策，一时间，全国青年学生纷纷举行游行示威，支持抗日。钱伟长当天也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这个震惊中外的消息，他决定弃文从理。
钱伟长：那么我听了以后就火了，年轻嘛。我说没飞机大炮，我们自己造嘛，所以我下决心，我说我不学这玩意儿，我要学飞机大炮，所以我坚决要进学物理系。物理系主任是吴有训，他怎么也不肯。
记者：你说物理才考了5分，
钱伟长：我这物理是一塌糊涂，5分考的。
记者：所以他不让你进物理系是有道理的。
钱伟长：有人告诉我，说你跟那个系主任泡。
记者：软磨硬泡。
钱伟长：天天去。
记者：你怎么泡的呢？
钱伟长：让他办公，办公你就去，他一到你就跟他说，我要进物理系，我天天这样，跑了一个礼拜，他办公都没法儿办。他因为8点钟，大学…8点去上课，他请领导，我6点都到了
记者：等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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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清华的物理系，因为九一八，而变得十分的热门，新生中竟有五分之一的人想进物理系，但该系的名额只有十名，面对这些学生，系主任吴有训十分为难。
钱伟长：后来他没办法，他说这样，你那么坚决，可以。可要有一个限制，因为现在想进物理系太多了。所以他得限制人家，说一年这三门课，普通化学、普通物理、高等数学这三门课，你要能考70分，先让你试读。
记者：能考70分才收你。
钱伟长：那么我当然要答应了，先学了再说。对不对。
记者：但是当时有没有担心过，您长处在文史方面，如果你放弃了长处，去学一个自己只考了5分的物理，那将来一旦学不好。
钱伟长：我这些都没有考虑。
记者：可是当时您的家庭支持你上大学，是因为希望你将来有一个好的工作，将来能够很好地养家。
钱伟长：我脑子里，我反正是20岁，我将来造坦克，就是这样的思想。其实学了也不一定能造。
记者：就自己下了这么一个决心。
1940年1月，钱伟长考取了中英庚款会的公费留学生，即将在上海登船，赴加拿大留学。在出发前，四叔特地从苏州赶来上海，为他送行，钱伟长告诉四叔，他出国绝不是为了自己，为了家庭，而是想走科学救国的道路。
和钱伟长一起出国留学的学生，和他有着相同的想法，钱伟长回忆说，当时大家在甲板上都立下誓言，凡是每人出去所学的那门学科，回国后国家就不用再派人去留学了。
1940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第一次出现了中国研究生的身影，而到校的第一天钱伟长就发现，他和导师辛吉都在不约而同地，研究同一个课题，于是他们立即合作，仅用了五十天的时间，就完成了这篇《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随即论文寄到了世界导弹之父——冯卡门的手中，并发表在他六十岁的祝寿文集里。
钱伟长：为什么我在美国有名，就是因为这篇文章。
记者：就是因为这篇文章。
钱伟长：那时非常有名的，爱因斯坦看见了，他也有一篇的，一共有24篇，我跟我导师辛集是合写的一篇，他们都晓得。发表的文章，有好多都是犹太人。爱因斯坦是，还有冯诺尔门，那时候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的院长，普林斯顿大学，本身就很有名。那么他看见我这篇文章了，他看见我提这个，他说好，我这一辈子，就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他研究相对论是在1905年发表相对论第二篇文章，从那发表之后，相对论起了很大作用，人们说他第一个科学家，而且得了诺贝尔奖金的。他说我一直睡不了觉，一直在研究，好像我这个还不对，还有东西没弄清楚。他说我弄清楚了。
钱伟长，在留学生涯刚刚起步的时候，竟跻身于国际科学大师之列，这让他从此竖立了自信，同时这位论文集中惟一的青年学生，也引起了冯卡门教授的注意，两年后，在他的欢迎下，钱伟长来到了美国加州理工大学，跟随冯卡门作博士后。之后，他又进入美国著名的喷气推进研究室工作，在导师的引领下，钱伟长非常重视科学实验，不辞劳苦地奔走于研究室的白沙基地，参加火箭和导弹试验，并且从中深入地进行了理论研究，撰写出了世界上第一篇关于奇异摄动的理论。然而，正当钱伟长在美国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从国内传来了中国取得抗日胜利的消息，1946年，钱伟长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回国！
1946年，钱伟长怀着出国前立下的誓言，回到了阔别六年的清华大学，担任了机械系的一名教授。同时他还在其它三所大学里兼职任教，几乎包下了这些学校物理系中所有的基础课程。
钱伟长：一个礼拜讲十几次，谁也没上这么多，一般教授一个礼拜上六堂课，我讲17堂课。我没有怨言。我是想回家，培养更好的学生，我觉得从前的学校都不行。
但在那个时期，教师的日子十分清苦，随着两个孩子的出生，钱伟长竟不得不靠，向同事借钱度日。1948年，钱学森归国探亲，在看到了钱伟长的生活窘状后，建议他全家移居美国。
钱伟长：他看我很可怜，说这样吧，美国喷气推进研究所，就是美国的JPL，还希望我回去。
记者：当时您想回去吗？
钱伟长：我当然不想回去。可是那时艰苦了。那时我的工资15万金圆券，只能买两个暖瓶，叫我怎么过日子。
记者：可是在回国之前，您在美国的收入已经很不错了？
钱伟长：很不错。那是8万美金一年。
记者：所以当时您在这样的情况下，您就选择了说我还是回去吧。
钱伟长：要到外国大使馆，去申请注册，美国大使馆注册，好多问题，我都无所谓，你信什么教？我说我没教，他说不行啊，没教在美国人看来，你是无教之徒，是野蛮人。后来他是这样，你填孔教吧，我是孔教。到了最后一条，我填不下去了。讲中国和美国打仗的时候，你是忠于中国，还是忠于美国。那我说，我说当然忠于中国了，我是中国人，我不能忠于美国人。我就填了一个NO，我不填YES，结果就因为这个，他不让我去了。
记者：填这个NO的同时，就意味着你跟美国人讲，我不去你美国了，您心里很清楚这一点。
钱伟长：是啊，我就不去了，我总不能忠于美国人。
记者：当时您毫不犹豫。
钱伟长：我这一点是毫不犹豫的，我回国就是为了中国的。
1956年，钱伟长参加了我国第一次12年科学规划的制定，并与钱学森、钱三强一起，被周总理公开赞誉为“三钱”。也在这一年，他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副校长，当时他不会料到，他在这个位子上的时间竟会十分的短暂。
五十年代，正是我国全面照搬苏联模式的时期，中国的高等教育，也选择了苏联式的高度集中和专才教育。1957年 1月，钱伟长发表《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一文，反对苏联模式中不合理的部分，并且提出要理工合校、重视基础学科等意见。
钱伟长：反对学习苏联，苏联那一套不是我们需要的一套，它对这个基础课很不重视。
记者：当时您能够，敢于明确地提出来，反对学苏联？
钱伟长：我明确提出来了。
记者：当时苏联是老大哥。
钱伟长：老大哥我不管，你那东西我晓得，我对苏联的文献很熟，他们的工作不好。我是很清楚的。
钱伟长的教育理念，一经提出便在清华园内引起了长达三个月的大讨论，在随后而来的反右运动中，这种讨论却以政治方式而告终，1957年6月钱伟长被停止了一切工作。
记者：不去上课对您来讲，是不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钱伟长：我当然没有办法，我是不上课，不上课他让我做，做实验室助理。
记者：做实验室助理。
钱伟长：就是让我扫地，我扫了一年，晓得吗。
记者：当时您在这一年当中，您还是坚持您的看法。
钱伟长：我坚持我的看法。我想总有人会理解的。
记者：可是当时把您打成右派之后，你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
钱伟长：那无所谓，我被打成右派，连儿子上大学都不许，我的儿女都没有进大学。
记者：就是因为您要坚持您的这种教育上这种观点？
钱伟长：这我坚持的，我一直坚持到现在。
文革后，邓小平复出，主抓文化教育工作，使知识和人才重新得到尊重，之后他又提出，要把四个现代化作为新时期的主要任务，于是人才培养就成为了国家建设的当务之急。就在1983年的一天，已经七十多岁的钱伟长，突然接到一纸调令，被任命为上海工业大学校长。
钱伟长：教育部规定的，超过六十不允许再当校长。
记者：当时你已经七十二？
钱伟长：我后来问了，我看这个调令，这个调令很奇怪，这个叫汪道涵，那个是上海市长，汪道涵告诉我，给我调令看，他说你这调令是邓小平亲自签字。而且下面写了，予中央组织部调遣为上海工业大学校长。下面又加了一句话，这个任命，不受年龄限制。
记者：不受年龄限制。
钱伟长：汪道涵说你可不能辞职。你这是终生教职，终生校长，不受年龄限制。
记者：所以您到现在还当着校长。
而当钱伟长来到上海工业大学的时候，他才知道，这个学校已经两年没有校长，全校的学生不足千人，被上海人称为四等学校。
记者：当时钱老，您是一个全国著名的科学家了，这个地位也很高，让您到这样一个很破败的这样一个学校来，你当时心里头能接受吗？
钱伟长：我不愿意到北京了。北京有些人岂有此理。
记者：所以您愿意到这个地方来创业？
钱伟长：我不怕，我哪儿都敢去的，可以从头开始。所以我提出了拆除四堵墙。
钱伟长：你看大学从来不跟家长有联系的对不对？我们学校面对社会，就是家长，还有将来的用人单位，让他来体现，但是这从来没人管的。
记者：所以这是第一个，学校和社会之间的墙。
钱伟长：第二个就是教师跟学校不接触的，对不对？
记者：只管上课？
钱伟长：只管上课，上完课跑了，教师也找不了，你办公室，不是每天8小时，你要在办公室里头，你可以搞科研也可以自己备课。第三个，我们科研跟教学要结合的，对不对？刚才说了上六堂课，还有34小时，你干科研，给你办公室。
记者：就是作为教授、教师不能只教课，必须还得有做科研的能力？
钱伟长：对。还有就是学科之间有关系。我们加了很多课，这种课都是广泛的。还有我们允许学别的学的课。3、4年级，选别的系的必修课。
记者：一二年级呢？
钱伟长：一二年级是集体的，叫加强班。
记者：一二年级不分系、不分专业。
钱伟长：不分专业，还有我们规定学生四个人一个房间，要不同专业的。
记者：要不同专业的人在一块住。
钱伟长：是规定的，不许中文系的老在一起。
记者：打破专业的界限。
钱伟长：打破专业的界限。
记者：这是不是就是您说的要拆除四堵墙
钱伟长：拆除四堵墙，这是墙。
改革开始的时候，周哲玮正在跟随钱老读博士，之后又长期从事学校的管理工作，他对那时候的改革情形十分了解。
周哲玮：阻力是比较大的。因为当时上海工业大学，基本的情况还是以教学为主。那个时候教师要求不要逼我们去搞研究，我们这么多年只熟悉教学，让我们做我们擅长的事情，甚至也有教师说不要逼我们学外语，我们国学没有这个基础，希望按照他原来的生活方法继续下去。
记者：实际上您也是跟上海大学，上海工业大学，实际上您也是跟这个上海工业大学，或者教育界的一些传统的教育教学的教法，一些习惯的斗。
钱伟长：不一样的不习惯。
记者：那您怎么斗？
钱伟长：淘汰，大概淘汰了1/3，换了1/3，重新我到外头去找人来。
记者：淘汰到1/3。
1992年钱伟长又在全国率先推行学分制，刚开始时压力重重，后来在几年内竟风行全国。凭借这种求实创新的教育改革和独特的教育理念，1993年，上海工业大学合并了四所学校，成立为现在的上海大学，从原来只有八百名学生，发展为目前的在校学生三万人， 1996年上海大学又成为全国百所重点建设的高校之一，同时教学质量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在今年全国三十多所高校的本科教学评优中，上海大学名列第一。
从72岁到92岁，钱伟长用二十年的晚年岁月，实现着自己一生的梦想，直到现在，学校大大小小的事情他还总是放在心上，最近校园中一些学生沉迷于网络和流行文学，这让他很是着急，今天，他就是要选出十位中国近代文学家的名著，编辑成书，来作为学生的课余读本。
钱伟长：回国了，我就要为国家做工作，对不对，我只要有精神，我照样做，我这个学校还没办得百分之一百好。还有很多不听话的老师，我这批老师解决了。这里有个计划，我这计划要办得比现在还好。
钱伟长所说的计划就是要把上海大学成世界一流的研究性大学，他说当好这年大学校长，不仅是他的责任，更是他的义务，的确，自从来到上海他就一直是一名义务校长。
钱伟长：我对自己从来不考虑的，我在上海大学不拿工资的。
记者：我听说您在这里也没有自己的房子。
钱伟长：我住在学校的。这种种经历我都过过，我不在乎。我只要事情办得对国家好就行。你同意不？我没别的要求，我希望国家强大起来，强大要力量，这力量就是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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