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7日，我国近代力学奠基人之一，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同盟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七届、八届、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第五届、六届、七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七届、八届、九届名誉主席，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遗体在上海龙华殡仪 视频：钱伟长遗体告别仪式在上海举行 馆火化。受中共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专程前往上海龙华殡仪馆为钱伟长送别，并慰问其亲属。
荆楚网消息 (楚天都市报记者 戎钰)昨天一大早，著名数理科学家、原武汉市副市长郭友中教授接到钱老离去的噩耗，一天来胸是闷的，心是疼的。不仅是为中国失去了一位科学巨匠，更是为失去了一个有着50多年情谊的良师益友。
昨晚接受本报采访时，75岁的郭教授回忆他和钱老的交往点滴，悲从中来：“我们都准备后年给钱老祝贺百岁大寿，怎么他就走了？”
不管何时见他都是西装笔挺如绅士
1955年，郭友中进入中国科学院，师从著名数学家李国平院士，得以认识钱伟长、钱学森等大家。
郭友中印象中的钱老，永远是西装笔挺，“他像绅士一样彬彬有礼，脸上总带着笑容。”钱老工作起来会不会废寝忘食？郭友中笑着说：“不会，他有一个贤内助，把他的生活照顾得特别好。”
2012年，由钱老主持的“国际非线性力学会议”将举行第6次大会，届时恰逢钱老百岁大寿。郭友中和其他学者已商定，要给他准备生日宴会，可此景再无可能出现。
邓小平曾告诉钱老你是没有退休年龄的
钱老一生几经坎坷，可郭友中从没听过他一句埋怨，“他总说，国家需要什么，我就研究什么。”“有部门希望钱老研究下如何开发电池能源，虽不是他的学科领域，他二话不说去研究，让他解决了。相关部门希望钱老研究下装甲车的抗弹能力，他就研究出了装甲力学。他真是科技界的巨人。”
在郭友中眼里，钱老更是无私的教育家。“现在很多学者在发表论文前都会保密，但钱老从来不会，他会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认为这样对科学工作大有裨益。”
邓小平同志出面安排钱老去上海大学担任校长时说：“你是没有退休年龄的，只要身体健康，就可以一直做下去。”
钱老生前关注湖北认为武汉应成直辖市
1989年，郭友中当选武汉市副市长，但与钱老的情谊并未被阻隔。2000年，郭友中受命主持开展《长江中游武汉经济区发展战略研究》。“我邀请钱老任总顾问，当时钱老在住院，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课题结束后，钱老提出了“要强化武汉市的城市功能，使之成为继北京、天津、上海、重庆之后的第5个直辖市”的观点。郭教授说，“可见他对武汉的发展大计是真的用了心。”
【新民网·独家报道】著名科学家、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教授7月30日上午6时多在上海逝世。钱伟长生于1912年。
2010年7月30日上午，上海大学官方网站滚动刊发长篇忆述文章《钱伟长与上海大学》，以时间为序回忆了钱伟长先生求学、治学、报国、治校的历程。
1912年10月出生的钱伟长先生是我国著名力学家、应用数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近代力学、应用数学的奠基人之一，曾连续四届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他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名，国际上以钱氏命名的力学、应用数学科研成果有“钱伟长方程”、“钱伟长方法”、“钱伟长一般方程”，“圆柱壳的钱伟长方程”等。(新民网记者 王洋)
钱伟长与上海大学
一、新中国诞生，他 忙碌且自信
这时候的钱伟长，年富力壮，激情四溢，就像绝大多数从资本主义国家回来的高级知识分子一样，怀着报国之心，急切地希望把他们所掌握的世界科技发展动向、最新的知识、先进的学术思想和教育理念奉献给周围 的同事、所在的单位和自己的国家。
1949 年至1956 年，钱伟长在清华大学、在国内外学术界、在国家事务方面，都显得很是忙碌而且总是自信满满。在清华大学，他于1949 年成为首届校务委员会常委兼副教务长(刚解放头几年，没有任命新的校长，由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叶企孙主政，教务长是周培源，还有一位副教务长是费孝通)，1952 年升任教务长，1956 年升任副校长(校长 是蒋南翔)。在学术界，他是全国力学学会的负责人之一(还有周培源、钱学森、郭永怀)，是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创办者之一并任副所长(所长是钱学森)，是中国科学院自动所与自动化学会的创办人，是中国科学院1955 年首批学部委员之一。在国家事务方面，他是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第一届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委兼副秘书长、中华科学工作者联合会常委兼组织部副部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
在1949 年至1956 年的短短几年间，钱伟长为我国科学、 教育事业的发展至少做出了两项影响深远的贡献。一项贡献是作为主要执笔者之一参与制定了我国《1956—1967 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简称“十二年科 技规划”)；还有一项贡献是他和周培源、钱学森、郭永怀一起，为 确定我国力学发展方向及力学人才培养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十二年科技规划”是新中国建立后由党中央、国务院决策、制定的第一个科技发展规划。规划工作由周恩来总理直接领导，副总理陈毅、李富春、聂荣臻主持，召集了来自全国各行各业600 多位专家、学者，集中住在北京西郊宾馆，费时近半年(1955 年秋至1956 年春)，确定了57 项任务。在规划过程中，当规划工作领导小组向国务院汇报的时候，周恩来提出要从这57 项任务中找出特别紧迫的需要国务院支持的项目。规划工作领导小组又另外组织了一个“紧急措施 小组”，这个小组成员包括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黄昆、罗沛 霖、王大珩、马大猷等人，按照吴明瑜的说法，“他们都是中国科技界精英中的精英。”
吴明瑜，时任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主任，是“十二年科技规划”的参与者，也是以后邓小平在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上讲话稿的主要执笔者。“紧急措施小组”经过讨论，提出了6 项内容，即原子弹、导弹、计算机、半导体、自动化技术、无线电电子学。因为前两项作为国防尖端项目，由国家另行安排，因此，就写出了需要重点发展的计算机、半导体、自动化技术、无线电电子学“四大紧急措施”的文件。这个文件引起国务院的高度重视，随即决定在中科院新建了3 个研究所和1 个研究室，即计算机、 自动化、无线电电子学三个研究 所和在物理研究所内新建半导体研究室，还从各个大学的应届毕业生中抽调了一批优秀学生进入研究所、室。钱伟长受命筹 建自动化所并任所长。这四大紧急措施不仅是由当时世界科技发展形势所决定，也是代表世界技术革命的标志性领域，而且和当时中央决策的原子弹、导弹的 “两弹”计划相一致。到1960 年，苏联专家撤离中国以后，更显示出这个规划的超前性、正确性。
当年，在“十二年科技规划”工作结束时，周恩来特别提到了 钱学森、钱三强和钱伟长的贡献，称他们为“三钱”。从此，“三 钱”之名享誉九州，成为那个时代青少年仰慕的科学明星。
中国力学界认可一种说法，即周培源、钱学森、郭永怀和钱伟长是中国近代力学的奠基人。周培源，生于1902 年，卒于1993 年，江苏宜兴人，流体力学家，理论物理学家，1924 年清华学校毕业，1928 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1929 年回国，在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任教授。解放后，先后任清华大学教务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副校长、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协主席，曾任全国政协第五、六、七届副主席。钱学森，生于1911 年，浙江杭州人，被 誉为“中国导弹之父”、“火箭之父”，1934 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38 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1955 年回国，曾任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工委副主任、 中国科协名誉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1999 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郭永怀，生于1909 年，卒于1968 年，山东荣成人，应用数学与力学家，1935 年北京大学毕业，1940 年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就读硕士，1945 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1957 年回国后，历任中科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副院长，1985 年 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99 年获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1968 年12 月5 日，郭永怀从青海实验基地乘 飞机回北京汇报工作，飞机降落时 发生坠毁事故，在失事现场，人们发现他和警卫员的遗体紧紧拥抱在一起。他们是在飞机坠毁前用身体夹住了装有宝贵科研资料的公文包，在令人心碎的遗骸中居然完整无损地保住了资料。同年12 月， 国家内务部追认郭永怀为革命烈士。钱伟长和上述三位科学家，在科学、教育事业方面有着很亲近的关系。
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十二年 科技规划”规划工作领导小组秘书 和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的郑哲敏，在2006 年4 月举行的中国科学院“纪念十二年科技规划制定50 周年”座谈会上，回顾那一年参加 力学科学规划的历史时说：“力学学科以钱学森的‘技术科学思想’( 笔者注：也有学者称为‘工程科学思想’)为核心，为国防和经济建设 服务，引导工程的发展。当时力学人才非常少，力学知识非常浅，与 航空、航天需求形成巨大缺口。钱学森、钱伟长紧急筹办力学研究班，希望在短期内培养有工科背景的复合型力学人才。在十二年科技规划以后，第一个力学班于1957 年 2 月开课，钱伟长、郭永怀亲自执教，第一批学生120 人。同一时期， 钱学森积极筹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力学所以为国家服务、特别是为国防服务为目标，以‘技术 科学’为指导思想，为我国的‘两弹一星’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于我国力学以“技术科学思 想”为核心、力学工作者要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的思想，钱伟长在1956 年2 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力学大会学术报告中，有着更详尽的阐述。时过29 年以后，他在1985 年山东省力学学会成立大会上讲话，再次阐述了上述思想。另据当年中 科院秘书处负责人、力学所筹建者之一的朱兆祥回忆说：钱学森回国 后，中科院副院长吴有训曾对他说：“院里的意思是，趁钱学森回国之际，把力学研究所建立起来，可以以钱伟长在数学研究所建立的 力学研究室为基础，再加一些研究人员。此事已经和钱伟长、周培源 酝酿过，大家都赞成钱学森当所长、钱伟长任副所长。”钱伟长于1953 年在数学研究所内创立了力学研究室，力学研究所则建立于 1956 年1 月。
从“四大紧急措施”的提出到力学所、自动化所的创建，为我国后来“两弹一星”的巨大成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中，钱伟长 的贡献是不应该被遗忘的。
大概是因为钱伟长在科学上取得的成功和快乐，都是从敢想、敢做开始的，所以他不但在科学问题上，而且在社会问题上也常常标新立异，发表与众不同的见解，并因 此在1957 年以后遭受长达20 年的误解和不公正的批判。
二、改革开放，他选择了上海
1976 年10 月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 年3 月全国科学大会胜利召开，预示着我国科学春天的到来。当年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党中央向全党、全国发出了“改革开放”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号召。
此时的钱伟长奋起之情油然而生，他以空前高涨的热情拥护改革开放，投身“四个现代化”建设，他那些沉寂谷底20 年的科研成果与心得也像喷泉般喷发而出。1977 年至1983 年期间，他一方面在全国各地举办各种科学讲座，公开发表与宣讲他的科研成果与心得；另一方面，他在内地各省、市、自治区(除了青海和西藏以外)累计180 个城市作了“关于实现四个现代化问题” 的报告，听讲人数愈30 万之众。 2007 年，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到学校看望钱伟长，说起当年他还是河北省的一个县委书记时，就曾聆听过钱伟长的报告，给他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亲切地对钱伟长说：“您老也是我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创导者呵。”
钱伟长精神矍铄，四处奔忙，却有好多双眼睛正追随着他的身影，关注着他重振事业的走向。1979 年前后，在国内高校间有个“钱伟长想离开清华大学到南方发展”的说法。对此说法，有一个人特别留意，他就是上海工业大学的党委书记张华。这是一位政治素养很高的大学领导者，1937 年参加革命，上世纪50 年代踏入高等教育领域，文化大革命前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党委副书记，文化大革命中遭错误批 判，改革开放后调任上海机械学院党委书记(上海工业大学的前身上海工学院于1972 年与上海机械学院合并，易名为上海机械学院，1979 年恢复上海工学院建制，并更名为上海工业大学)。他求贤若渴，并有着敏锐的政治眼光。在他任期内，大胆地从教师队伍中直接选拔与培养了一批优秀的领导干部，他们中有：王力平，1981 年从计算机工程系提拔上来，先是担任党办主任，后为校党委副书记，再后来成为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市政协主席；徐匡迪，1986 年从冶金工程系提拔上来，先是担任副校长，后来成为上海市市长、全国政协副主席；郑令德，1983 年从电机工程系提拔上来，先是担任副校长，后来担任校党委书记，再后来相继担任中共上海市教育卫生委员会书记和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方明伦，1984 年从机械工程系提拔上来，先是担任科研处处长，1986 年担任副校长，再后来成了校党委书记。
作为一位长期在高等学校工作的优秀领导者，张华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有着全面的理解，对于“办好一所大学要有一位好校 长”有着深切体会，对钱伟长这样的爱国知识分子有着惺惺相惜的好感。他到了上海工大以后，首先想到要赶快为学校找到一位“好校长”。虽说这时候中共上海市委已任命当时的市委工业部副部长杨慧洁兼任上海工大的校长，但她无暇过问学校工作，甚至没有来过学校。因此，有一位声望高、水平高的实职性的校长，对于待势而发的上海工大来说，就显得格外紧迫。若是能请到钱伟长来做校长，当然是求之不得。
上海工大与钱伟长从 1978 年开始接触。1980 年，钱伟长在重庆交通学院(2006 年更名为重庆交通大学)创办《应用数学与力 学》杂志。他办这份杂志有着更深层的思考，当时他私下跟一个与 他熟悉的同志说，他就想“冲破一 个束缚，发挥自己的才能”。另外， 他还有一个具体的打算，就是希望以杂志编辑部为据点，大规模举办力学系列讲座，以推进与繁荣我国力学科研与教育事业。但 是，他又觉得在重庆实施这个计划，地域偏远，交通不便，当时就有转到上海的意向。张华得知这一消息后，某日，趁钱伟长因公旅居上海某宾馆，委托副校长艾维超专程去拜访。
艾维超去见钱伟长是顺理成章，一点都不唐突，因为他俩既是清华老校友，又曾是清华老同事。 艾比钱小一岁，晚一年考入清华， 学的是电机，时年还和同年级的物理系学生钱三强住同一间寝室；解放后，艾维超在清华电机系任教，钱伟长任清华副校长时，艾是电机系副主任；他俩的夫人正巧也是清华中文系的同届校友。艾维超是在上海工学院创办初期 从清华调入的，担任电机工程系主任，1979 年被提拔为副校长。 艾、钱俩见面后不久，《应用数学与 力学》杂志编辑部便在上海工大内 设立了一个办事处。就此，上海工大与钱伟长建立了更加密切的联系。
办事处的主要工作就是筹办力学系列讲座。办事处由钱伟长直接负责，下有5 个工作人员。学校方派了一个许姓专职干部，另外4 位由钱伟长带来。许同志保持办事处与学校的联系，主要是负责和钱伟长本人的联系，安排好他到上海后的住、行，并帮助他联络上海有关单位。
办事处成立后不久，许同志按钱的指示，先行与上海市科协主席李国豪取得了联系，并于某日陪着钱到李的寓所。会晤中，钱讲到要在上海举办力学系列讲座，希望科协支持。李听后表示十分赞同，说“现在上海的 学术气氛还非常淡薄”，举办这样的活动可以“活跃上海的学术氛围”。李当即拍板，由学校的办事处向上海市科委申报，由市科协出面组织，在南 昌路科学会堂举办。于是，从此时开始直至1982 年，由钱伟长主持的力学讲座连续举办了几十次，每次参加 者有五、六十人，都是来自全国各地高等学校及工程界的专业人士。讲座 影响很大，一时间成为我国力学界、学术界的一大盛事。
钱伟长想到上海来办学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自从传开了他要离开清华大学的说法以后，国内就传说有好几所著名的大学想请他去做校长。1999 年，钱伟长在为《费孝通文集》 写的序言中就披露了他当初的真实想法：“我找费孝通商量怎么办，他说上海必将发展成为我国重要的区域经济中心，需要好好地办所大学，他赞同我的教育理念和办学思想，支持我到上海实现我的办学理想。”他在上海工大设立了办事处以后不久，专程去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拜访了市委书记夏征农。夏征农见到了他很高兴地说，欢迎他到上海来工作，“到上海来发展，发挥你的才能”。
从1978 年至1981 年，学校领导曾多次试探性地向钱伟长提出，他能否到上海工大来工作，他的反应是积极的。学校领导也曾多次向夏征农、副市长杨恺、市委组织部部长周壁、杨慧洁、市教育卫生办公室主任舒文等市领导汇报和建议，要求上海市委 请钱伟长担任上海工大校长，市领导们都欣然表示同意，并答应与中央有关部门联系。1981 年10 月下旬，夏征农两次到上海工大召开师生座谈会，学校领导再次当面请示，夏均给予了肯定的答复，他说：“市委几位书记交换意见，同意让钱伟长教授来工大当校长，也向乔木同志(笔者注：胡乔木，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作了汇报，乔木同志认为是可行的。”后来，舒文也传达了同样的意见，并说已把上海市委的这个意见电话告至了教育部。
上海工大经过三年的不懈努力，终于有了一个比较肯定的答复，校内得知这一消息的干部、教师无不表示兴奋与关切。不料，就在1981 年的11 月中下旬，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钱伟长能否到上海工大来又被打上了问号。
1931年的9月，中国正处于九一八风暴前的一个星期。这时钱伟长在江苏老家做好了准备，即将赶赴北京的清华大学。这一年钱伟长十八岁，当时他最大的愿望，是能够穿得体面一些去北京。
钱伟长：我去的时候，我家里没钱。我那时候长袍都没有了。我去找我母亲，母亲没办法，我没长袍。
记者：那时候穿长袍上学很有体面？
钱伟长：上学都是穿长袍。结果她都找我的婶母，我婶母是会裁衣服的，她正好这里有客裁，要求我给他做衣服，有料子，她说先拿这个做了再说，我穿的我婶母给别人做的衣服来的。别人比我高，所以折了一个褶，做好了，围着腰的。
记者：缩短一点？
钱伟长：做缩短一点，穿这个到了北京的。
当时钱伟长从老家去北京走的就是这条水路，家境贫困的他曾经常在这里摸鱼捉虾，采摘野菜，以补家中食物的不足，这种艰苦的生活，使他从小就体弱多病。当他来到清华的时候，他才发现，他的身高竟然创下了一个记录。
钱伟长： 去了以后，先是体格检查，清华是这样，量量身高，量量体重，量量握力，最后要跑，在操场转四个圈，转一个圈400米，完了就完了。那个量尺寸，他是说洋文的，马约翰，说洋文的。他量体高时说 out of scale。
记者：out of scale。
钱伟长：后来有人告诉我，不合格。
记者：不够尺寸。
钱伟长：不够尺寸，因为这个尺寸在1米50。我是1米49
记者：还差一点，
钱伟长：还差一点。
记者：你当时是这些学生里头，最矮的一个。
钱伟长：对，后来他让跑了一圈。我以为体格不合格也不行，我就拼命跑，我是农村出来的，田埂上跑惯了。我撒开脚丫子跑，跑四百米下来，上气不接下气，当场就躺下了。
记者：当场就躺下了。
钱伟长：当时喘气喘得，躺下了。
记者：实际上当时您的身体很不好，
钱伟长：很不好。
记者：但是您又怕这个身高不够他不要您。
钱伟长：所以拼命。
记者：所以拼命跑，后来这个马约翰老师后来看到你，这样子。
钱伟长：这个人好，很能拼命，他是一句话能拼命好，
记者：就因为这个要你。
钱伟长：我就算合格了。这是一个笑话。
记者：但这个笑话，很体现了你的这种劲头，这种精神。
当时能进清华学堂，对于贫家用子弟来说，实在是太难得了，钱伟长是幸亏有四叔的支持，才有了深造的机会，他的四叔，就是我国著名的国学大师钱穆，仅有初中毕业的他，依靠刻苦自学，在学术上卓有成就，一生的著作多达76部，是我国最富盛名的国学大师。而在钱伟长来到清华之前，钱穆就已经名震史学界，并被燕京大学和后来的北京大学聘为教授。
钱伟长：胡适之在北大，说这个现在你们讲历史，讲断代史不行，要讲通史。这样全北京没有人答应，因为过去都讲断代史。
记者：没有人讲过通史。
钱伟长：那么后来我叔父也厉害的，就是我行，我先过来讲，因为他二十四史是能背的。他是礼拜三下午讲，钱穆是礼拜四上午讲的。这两个老师，各开各的课，就在红楼底下，30个人听，只有30个人听。因为这样听的人就传，就是钱穆怎么讲，胡适之是怎么讲。两个人意见不同。后来搬到100人的教室，最后搬到北大礼堂，听到300坐满了。窗户都是人，他是这样，钱穆历史熟，史料熟，胡适之道理是对，道理应该是这样，但是他史料不够。
就在钱伟长决定进入历史系的第二天，也就是 1931年的9月18号，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我国的东北三省，而蒋介石却奉行不抵抗政策，一时间，全国青年学生纷纷举行游行示威，支持抗日。钱伟长当天也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这个震惊中外的消息，他决定弃文从理。
钱伟长：那么我听了以后就火了，年轻嘛。我说没飞机大炮，我们自己造嘛，所以我下决心，我说我不学这玩意儿，我要学飞机大炮，所以我坚决要进学物理系。物理系主任是吴有训，他怎么也不肯。
记者：你说物理才考了5分，
钱伟长：我这物理是一塌糊涂，5分考的。
记者：所以他不让你进物理系是有道理的。
钱伟长：有人告诉我，说你跟那个系主任泡。
记者：软磨硬泡。
钱伟长：天天去。
记者：你怎么泡的呢？
钱伟长：让他办公，办公你就去，他一到你就跟他说，我要进物理系，我天天这样，跑了一个礼拜，他办公都没法儿办。他因为8点钟，大学…8点去上课，他请领导，我6点都到了
记者：等着他。
`
那年清华的物理系，因为九一八，而变得十分的热门，新生中竟有五分之一的人想进物理系，但该系的名额只有十名，面对这些学生，系主任吴有训十分为难。
钱伟长：后来他没办法，他说这样，你那么坚决，可以。可要有一个限制，因为现在想进物理系太多了。所以他得限制人家，说一年这三门课，普通化学、普通物理、高等数学这三门课，你要能考70分，先让你试读。
记者：能考70分才收你。
钱伟长：那么我当然要答应了，先学了再说。对不对。
记者：但是当时有没有担心过，您长处在文史方面，如果你放弃了长处，去学一个自己只考了5分的物理，那将来一旦学不好。
钱伟长：我这些都没有考虑。
记者：可是当时您的家庭支持你上大学，是因为希望你将来有一个好的工作，将来能够很好地养家。
钱伟长：我脑子里，我反正是20岁，我将来造坦克，就是这样的思想。其实学了也不一定能造。
记者：就自己下了这么一个决心。
1940年1月，钱伟长考取了中英庚款会的公费留学生，即将在上海登船，赴加拿大留学。在出发前，四叔特地从苏州赶来上海，为他送行，钱伟长告诉四叔，他出国绝不是为了自己，为了家庭，而是想走科学救国的道路。
和钱伟长一起出国留学的学生，和他有着相同的想法，钱伟长回忆说，当时大家在甲板上都立下誓言，凡是每人出去所学的那门学科，回国后国家就不用再派人去留学了。
1940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第一次出现了中国研究生的身影，而到校的第一天钱伟长就发现，他和导师辛吉都在不约而同地，研究同一个课题，于是他们立即合作，仅用了五十天的时间，就完成了这篇《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随即论文寄到了世界导弹之父——冯卡门的手中，并发表在他六十岁的祝寿文集里。
钱伟长：为什么我在美国有名，就是因为这篇文章。
记者：就是因为这篇文章。
钱伟长：那时非常有名的，爱因斯坦看见了，他也有一篇的，一共有24篇，我跟我导师辛集是合写的一篇，他们都晓得。发表的文章，有好多都是犹太人。爱因斯坦是，还有冯诺尔门，那时候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的院长，普林斯顿大学，本身就很有名。那么他看见我这篇文章了，他看见我提这个，他说好，我这一辈子，就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他研究相对论是在1905年发表相对论第二篇文章，从那发表之后，相对论起了很大作用，人们说他第一个科学家，而且得了诺贝尔奖金的。他说我一直睡不了觉，一直在研究，好像我这个还不对，还有东西没弄清楚。他说我弄清楚了。
钱伟长，在留学生涯刚刚起步的时候，竟跻身于国际科学大师之列，这让他从此竖立了自信，同时这位论文集中惟一的青年学生，也引起了冯卡门教授的注意，两年后，在他的欢迎下，钱伟长来到了美国加州理工大学，跟随冯卡门作博士后。之后，他又进入美国著名的喷气推进研究室工作，在导师的引领下，钱伟长非常重视科学实验，不辞劳苦地奔走于研究室的白沙基地，参加火箭和导弹试验，并且从中深入地进行了理论研究，撰写出了世界上第一篇关于奇异摄动的理论。然而，正当钱伟长在美国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从国内传来了中国取得抗日胜利的消息，1946年，钱伟长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回国！
1946年，钱伟长怀着出国前立下的誓言，回到了阔别六年的清华大学，担任了机械系的一名教授。同时他还在其它三所大学里兼职任教，几乎包下了这些学校物理系中所有的基础课程。
钱伟长：一个礼拜讲十几次，谁也没上这么多，一般教授一个礼拜上六堂课，我讲17堂课。我没有怨言。我是想回家，培养更好的学生，我觉得从前的学校都不行。
但在那个时期，教师的日子十分清苦，随着两个孩子的出生，钱伟长竟不得不靠，向同事借钱度日。1948年，钱学森归国探亲，在看到了钱伟长的生活窘状后，建议他全家移居美国。
钱伟长：他看我很可怜，说这样吧，美国喷气推进研究所，就是美国的JPL，还希望我回去。
记者：当时您想回去吗？
钱伟长：我当然不想回去。可是那时艰苦了。那时我的工资15万金圆券，只能买两个暖瓶，叫我怎么过日子。
记者：可是在回国之前，您在美国的收入已经很不错了？
钱伟长：很不错。那是8万美金一年。
记者：所以当时您在这样的情况下，您就选择了说我还是回去吧。
钱伟长：要到外国大使馆，去申请注册，美国大使馆注册，好多问题，我都无所谓，你信什么教？我说我没教，他说不行啊，没教在美国人看来，你是无教之徒，是野蛮人。后来他是这样，你填孔教吧，我是孔教。到了最后一条，我填不下去了。讲中国和美国打仗的时候，你是忠于中国，还是忠于美国。那我说，我说当然忠于中国了，我是中国人，我不能忠于美国人。我就填了一个NO，我不填YES，结果就因为这个，他不让我去了。
记者：填这个NO的同时，就意味着你跟美国人讲，我不去你美国了，您心里很清楚这一点。
钱伟长：是啊，我就不去了，我总不能忠于美国人。
记者：当时您毫不犹豫。
钱伟长：我这一点是毫不犹豫的，我回国就是为了中国的。
1956年，钱伟长参加了我国第一次12年科学规划的制定，并与钱学森、钱三强一起，被周总理公开赞誉为“三钱”。也在这一年，他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副校长，当时他不会料到，他在这个位子上的时间竟会十分的短暂。
五十年代，正是我国全面照搬苏联模式的时期，中国的高等教育，也选择了苏联式的高度集中和专才教育。1957年 1月，钱伟长发表《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一文，反对苏联模式中不合理的部分，并且提出要理工合校、重视基础学科等意见。
钱伟长：反对学习苏联，苏联那一套不是我们需要的一套，它对这个基础课很不重视。
记者：当时您能够，敢于明确地提出来，反对学苏联？
钱伟长：我明确提出来了。
记者：当时苏联是老大哥。
钱伟长：老大哥我不管，你那东西我晓得，我对苏联的文献很熟，他们的工作不好。我是很清楚的。
钱伟长的教育理念，一经提出便在清华园内引起了长达三个月的大讨论，在随后而来的反右运动中，这种讨论却以政治方式而告终，1957年6月钱伟长被停止了一切工作。
记者：不去上课对您来讲，是不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钱伟长：我当然没有办法，我是不上课，不上课他让我做，做实验室助理。
记者：做实验室助理。
钱伟长：就是让我扫地，我扫了一年，晓得吗。
记者：当时您在这一年当中，您还是坚持您的看法。
钱伟长：我坚持我的看法。我想总有人会理解的。
记者：可是当时把您打成右派之后，你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
钱伟长：那无所谓，我被打成右派，连儿子上大学都不许，我的儿女都没有进大学。
记者：就是因为您要坚持您的这种教育上这种观点？
钱伟长：这我坚持的，我一直坚持到现在。
文革后，邓小平复出，主抓文化教育工作，使知识和人才重新得到尊重，之后他又提出，要把四个现代化作为新时期的主要任务，于是人才培养就成为了国家建设的当务之急。就在1983年的一天，已经七十多岁的钱伟长，突然接到一纸调令，被任命为上海工业大学校长。
钱伟长：教育部规定的，超过六十不允许再当校长。
记者：当时你已经七十二？
钱伟长：我后来问了，我看这个调令，这个调令很奇怪，这个叫汪道涵，那个是上海市长，汪道涵告诉我，给我调令看，他说你这调令是邓小平亲自签字。而且下面写了，予中央组织部调遣为上海工业大学校长。下面又加了一句话，这个任命，不受年龄限制。
记者：不受年龄限制。
钱伟长：汪道涵说你可不能辞职。你这是终生教职，终生校长，不受年龄限制。
记者：所以您到现在还当着校长。
而当钱伟长来到上海工业大学的时候，他才知道，这个学校已经两年没有校长，全校的学生不足千人，被上海人称为四等学校。
记者：当时钱老，您是一个全国著名的科学家了，这个地位也很高，让您到这样一个很破败的这样一个学校来，你当时心里头能接受吗？
钱伟长：我不愿意到北京了。北京有些人岂有此理。
记者：所以您愿意到这个地方来创业？
钱伟长：我不怕，我哪儿都敢去的，可以从头开始。所以我提出了拆除四堵墙。
钱伟长：你看大学从来不跟家长有联系的对不对？我们学校面对社会，就是家长，还有将来的用人单位，让他来体现，但是这从来没人管的。
记者：所以这是第一个，学校和社会之间的墙。
钱伟长：第二个就是教师跟学校不接触的，对不对？
记者：只管上课？
钱伟长：只管上课，上完课跑了，教师也找不了，你办公室，不是每天8小时，你要在办公室里头，你可以搞科研也可以自己备课。第三个，我们科研跟教学要结合的，对不对？刚才说了上六堂课，还有34小时，你干科研，给你办公室。
记者：就是作为教授、教师不能只教课，必须还得有做科研的能力？
钱伟长：对。还有就是学科之间有关系。我们加了很多课，这种课都是广泛的。还有我们允许学别的学的课。3、4年级，选别的系的必修课。
记者：一二年级呢？
钱伟长：一二年级是集体的，叫加强班。
记者：一二年级不分系、不分专业。
钱伟长：不分专业，还有我们规定学生四个人一个房间，要不同专业的。
记者：要不同专业的人在一块住。
钱伟长：是规定的，不许中文系的老在一起。
记者：打破专业的界限。
钱伟长：打破专业的界限。
记者：这是不是就是您说的要拆除四堵墙
钱伟长：拆除四堵墙，这是墙。
改革开始的时候，周哲玮正在跟随钱老读博士，之后又长期从事学校的管理工作，他对那时候的改革情形十分了解。
周哲玮：阻力是比较大的。因为当时上海工业大学，基本的情况还是以教学为主。那个时候教师要求不要逼我们去搞研究，我们这么多年只熟悉教学，让我们做我们擅长的事情，甚至也有教师说不要逼我们学外语，我们国学没有这个基础，希望按照他原来的生活方法继续下去。
记者：实际上您也是跟上海大学，上海工业大学，实际上您也是跟这个上海工业大学，或者教育界的一些传统的教育教学的教法，一些习惯的斗。
钱伟长：不一样的不习惯。
记者：那您怎么斗？
钱伟长：淘汰，大概淘汰了1/3，换了1/3，重新我到外头去找人来。
记者：淘汰到1/3。
1992年钱伟长又在全国率先推行学分制，刚开始时压力重重，后来在几年内竟风行全国。凭借这种求实创新的教育改革和独特的教育理念，1993年，上海工业大学合并了四所学校，成立为现在的上海大学，从原来只有八百名学生，发展为目前的在校学生三万人， 1996年上海大学又成为全国百所重点建设的高校之一，同时教学质量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在今年全国三十多所高校的本科教学评优中，上海大学名列第一。
从72岁到92岁，钱伟长用二十年的晚年岁月，实现着自己一生的梦想，直到现在，学校大大小小的事情他还总是放在心上，最近校园中一些学生沉迷于网络和流行文学，这让他很是着急，今天，他就是要选出十位中国近代文学家的名著，编辑成书，来作为学生的课余读本。
钱伟长：回国了，我就要为国家做工作，对不对，我只要有精神，我照样做，我这个学校还没办得百分之一百好。还有很多不听话的老师，我这批老师解决了。这里有个计划，我这计划要办得比现在还好。
钱伟长所说的计划就是要把上海大学成世界一流的研究性大学，他说当好这年大学校长，不仅是他的责任，更是他的义务，的确，自从来到上海他就一直是一名义务校长。
钱伟长：我对自己从来不考虑的，我在上海大学不拿工资的。
记者：我听说您在这里也没有自己的房子。
钱伟长：我住在学校的。这种种经历我都过过，我不在乎。我只要事情办得对国家好就行。你同意不？我没别的要求，我希望国家强大起来，强大要力量，这力量就是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