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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December 20, 2010

公立医院改革首年:探路集团化

  公立医院改革首年:探路集团化

  作者 李芃

  12月初,67岁的江苏省镇江市民刘蔚在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查出肺炎,但她选择了离家更近的第四人民医院住院治疗。“都是一个集团的,护士告诉我检查结果互认,医疗资源都可以共享。”刘蔚表示很放心。

  镇江康复医疗集团组建一年来,其资源整合与共享已惠及不少患者。不过,集团总院长、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朱夫仍有不少忧虑——成员医院的资产都不够明晰,不利于下一步股份制改革。

  今年2月初《关于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出台,在16个国家级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中,有8个选择了成立医疗集团的改革方案。东部地区城市走在最前面,也最早遇到瓶颈。

  安徽省的马鞍山市正在探讨能否建立集团法人治理结构;打算今年底以前在浦东医疗联合体内试点医保总额预付的上海,还在反复商讨利益分配方案。

  其实,无论是镇江、马鞍山等地组建的紧密型集团,还是其它绝大多数城市选择的松散型联盟,从实际运营来看,公立医院的集团化无非要破解三大难题——“管办分开、医疗资源合理配置、医疗机构协作分工”。前者是指公立医院集团的外部管理体制,后两者则涉及集团及成员医院内部的管理运营。

  “这些关卡也都是此次新医改中有待突破的难点。”参与改革方案设计的东部某试点城市卫生局官员说,公立医院改革是新医改的关键环节,这一点也在集团化的探索中得到印证。

  利益分配机制未明

  在国家指导意见出台前,2009年底,江苏省惟一的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镇江就以两大医疗集团的组建揭开了公立医院改革的序幕。

  江滨集团是以技术为纽带的松散型集团:牵头的江滨医院是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其资产归属和人事关系都在教育系统;集团内的中医院和传染病医院都是市属公立二级医院,三五九医院则是以骨科见长的部队医院。

  “成员医院背景多样,以技术为纽带的松散型联盟更容易些。”江苏大学医学部的郑金旭说。

  康复集团是以资产为纽带的紧密型医疗集团。紧密型医疗集团的好处,从康复集团象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可见一斑:小小的社区诊所不仅有了集团配置的数字X光机、监护仪、彩超等设备,而且可以把病患资料联网传送到集团的龙头医院会诊。

  象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袁安宝表示,患者在社区就诊能省下至少15%的药费。社区就诊还有免除诊疗费、挂号费、医保多报销等诸多优惠,诊疗常规病的总体费用要比大医院低50%-60%。“如果没有集团强有力的推动是难以实现的。”袁安宝说。

  提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素质,大型医院展开分工协作,提高资源使用效率,这是许多医疗集团成立的初衷之一。但是在实践中,“双向转诊”的情况并不理想,大医院的门诊量仍大大超出社区卫生中心,只见向上转诊,不见向下转诊。

  而在这背后,则是公立医院改革先行者们最先感受到隐患——利益分配难以界定。

  镇江市京口区卫生局副局长王德标认为,双向转诊改革难以一帆风顺,涉及包括政府补贴在内的多方利益因素。同一个集团内,一、二级医院都由区级财政负责投入,而三级医院则由市级财政来投入;像江滨医院集团中既有公共财政支持的医院,又有教育和军队系统的医疗资产,相关的利益协调就更复杂。

  针对利益分配难题,上海浦东新区卫生局副局长范金成告诉记者,上海将选择部分区试点联合体内的医保预付制,按照区域医保人口统一发放医保额度,实行统筹管理与调控。

  不过,镇江医保局局长陈新中表示,在总额预付的前提下,单个集团出于效率最大化的考虑,会愿意将病人分流到基层医院,促进分级诊疗体系的建成;但前提是医疗集团内要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而这恰恰是松散型医疗集团的软肋。

  单一公立资产捏合疑问

  在紧密型医疗集团试点中,尤以马鞍山最为典型——当地所有的4家市属公立医院和一个社区卫生服务站,组成了全市唯一的市立医疗集团。

  马鞍山市立医疗集团副总院长夏慧新介绍,以原来市人民医院、市中医院、市妇幼保健院和市传染病医院各自的优势科室为依托,集团成立了儿童医学、临床检验、药品器材采购管理、保健乳外、康复医学等业务中心,以及包括体检、信息、基建工程部、文化宣传部等支持系统。医院的业务收入全部划入各个中心的账户,独立核算,原来各家成员医院只有支出账户。

  在人事安排上,原来几家公立医院共1600多个正式编制,统一放在集团,所有人员划归各业务中心管理和考核。集团管理机关领导层成员由市委管理,各成员医院的执行院长由集团聘任。而原来各医院的领导班子则进行压缩,人员或淘汰,或到业务部门任职。

  人员精减后,人均效益提高了。马鞍山市立医疗集团副总院长兼人民医院执行院长王质文给记者打了个比方,原来做到2个亿的收入需要50人,现在做出3个亿只要50-60人。

  但上述紧密型医疗集团的运作模式,也遭到业内的质疑。“马鞍山市立医疗集团,不就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公立医院?”江苏省医院管理协会的一位常务理事认为,这种单一公立资产的捏合,并不是涉及产权的真正意义上的紧密型医疗集团。

  这种不彻底性,从《马鞍山市立医疗集团组建方案》中也可以看出来。该文件一方面提出,取消市立医疗集团所属各医院现有的医院行政级别;另一方面又规定“老人老办法,新人新政策”,为现有各医院管理层人员保留行政级别。

  对于国内组建紧密型医疗集团,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副主任高解春曾有一个不太乐观的判断,“首先党委关系就绕不过去”。

  更重要的是,集团内成员医院的资产尚不够明晰。记者发现,镇江两大医疗集团的成员医院尚未进行资产评估和核算,其负责人对集团名下的资产也没有确切的数据。

  镇江康复医疗集团总院长、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朱夫坦率地表示,目前集团还是事业单位行使企业管理模式,集团内各医院均属国有资产,性质单一,资产不进行评估、清算也没有太大问题。但如果今后搞股份制,集团身份必须改革,资产也需评估,“否则会有后遗症”。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曾不止一次和投资方有所接触。这一紧密型医疗集团若要进一步动作,必将埋伏着变局。

  管办分开角色模糊

  对医疗集团的管理体制,也存在不同的看法。比如,马鞍山市立医疗集团主要是4家市属公立医院的联合(还包括一些基层医疗机构),“管办分开”早期面临的问题仍然存在——集团机关和市卫生局的角色难以界定。

  对此,夏慧新举了个例子:原来市卫生局也曾力推检查结果同城互认,但总是推不下去,但集团成立以后,一个统一的临床检验中心就做到了。“这就是医疗集团应该做、能够做的事情。”夏慧新说,虽然成员都是公立医院,但集团行使了医院出资人职责,是在切切实实办医院,和卫生局自然实现了“管办分开”。

  马鞍山市卫生局局长何少锋也指出,市立医疗集团机关的设置,不能当成是与卫生局分家,而是分离了医院与卫生局的隶属关系,促使卫生局的政府职能转变,同时强化了集团自身的行业监管角色。

  “我们不想搞成企业那样,董事会下的经营和监管分立。”何少锋说,目前对公立医院的监管并不少,包括卫生部、人社部、发改委、药监局等多个部门,重点是如何落实公立医院的独立法人地位。

  事实上,马鞍山一直在和学界合作有关公立医院法人治理结构的课题,目前正在等待上海研究机构的有关报告。“希望能够保证效率优先。”夏慧新透露。

  但马鞍山卫生系统的人士自己也承认,其市立医疗集团无论从成员数量、还是资产体量上都偏小,其经验不一定具备普适性,大城市不可能只组建一个集团,小城市似乎也没有必要这么做。

  镇江两大医疗集团,实行的恰恰与何少锋所指类似,是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这是镇江对医疗卫生系统出资人制度的新探索。”参与方案设计的镇江市卫生局局长林枫解释,市府委托卫生主管部门履行出资人职责,理事会就是其具体的体现。这样就与医院建立明确规范的产权关系,所有权由出资人行使,经营权由医院法人行使。此外,两大医疗集团都设有监事会,由市卫生局内设的相关处室履行全行业监管的职责。

  知情人士透露,镇江的模式也未完全获得决策层的首肯,主要的诟病是“层层委托”,政府委托卫生局,卫生局委托理事会,关系重叠,可能影响效率。

Wednesday, September 1, 2010

深圳“政改”需国家整体设计

  把脉深圳:下一步要敢闯政改关

  见习记者 徐伟

  访谈嘉宾 杜钢建

  湖南大学法学院院长、深圳行政三分制改革设计者之一

  翟校义

  中国政法大学行政管理学系系主任

  钟坚

  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主任

  作为中国改革的“试验田”,三十年来,深圳做了无数的探索,包括在行政体制改革,比如大部制改革、行政三分制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等。但行政体制改革显然不能代替政治体制改革。

  温总理在视察深圳时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这话是说给深圳听的,也是说给全国听的。未来的深圳,能否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上引领风潮,我们有着诸多的期待。

  行政三分制尚无重大突破

  时代周报:2003年深圳推出行政三分制改革,将行政决策、执行和监督权区分开来,但成效甚微,去年重启此项改革,到目前为止,取得了哪些成果?是否达到了预期的目标?

  杜钢建:去年国务院批准了《深圳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但还需要一段时间来推进,现在执行的时间还太短,还很难对其实际效果进行评价。

  三分制和大部制改革的出台,是因为很多部门同时插手一个领域,各个部门都在制定政策,也都在执行和监督自己制定的政策,其结果是一件事情多头管理,出现“几个部委管不好一头猪”的局面。深圳把很多职能交叉的部门合并成一个大部门,由一个大系统来组建部门,在某种程度上,把政策的制定、执行、监督在大部门的框架下逐步分开,大部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好行政权三分的问题,但它为其开辟了一个途径,提供了一种可能。

  翟校义:深圳行政三分制的改革,在理论上没有太大的问题,关键在于权力的调整。但因为推行起来比较困难,现在已经在慢慢淡化,它对官员的行为理念有一定影响,但是在机构设置上,还没有得到重大的突破。

  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相互制衡,对于社会是一种优化的选择,但是对于习惯了权力优越感的官员,会感到失落和不适,因此来自权力系统的阻力比较大。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改革会触动一些机构和个人的既得利益,权力运作的空间变小,寻租的机会也就变少了,所以他们不愿意进行改革。

  时代周报:按照深圳大部制改革最初的思路,至少有五分之一的正局级部门将被撤销或合并,被撤机构的人事如何安排?由此带来的副职膨胀问题如何解决?

  杜钢建:机构改革一精简,干部就要调整,干部岗位减少,为了使改革能够有效推进,减轻改革的压力,使副职上的岗位在一定程度上增多,推进改革顺利进展,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情况不会长久,等到改革的压力过去以后,副职肯定是要减少的。

  翟校义:从目前的进展来看,虽然政府组成部门在减少,但部门内的机构却大幅增长,实际上是把政府的管理幅度压到了政府部门中。比如,改革前,一个部门管15个局;大部制改革后,政府组成部门减少了,但一个部门要管20多个局,加上事业编制局,有50-60个局。部门内部管理幅度大幅扩张,这是大部制改革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因此要进行部门内二级改革,进一步优化大部制之后的部门内部管理非常必要。

  钟坚:大部制改革撤了很多机构没错,但是撤了之后还有并,一个机构有十几个副职,结果是人没有变,职能也没有变。改革过程中,机构时而精简,时而膨胀,分分合合,并不能起到提高行政效率的作用。香港只有一个特首,没有副特首,但香港治理得有条不紊;大陆一个市有很多个副市长,却似乎都忙不过来。

  深圳“政改”需国家整体设计

  时代周报:上述两种都是行政体制改革,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仍然举步维艰,行政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是怎样一种关系?有人说行政改革在根本上还不是、也不能代替政治体制改革,你是否同意这个说法?

  杜钢建:行政体制已经在很多方面发生了变化,但是政治体制不改革,行政体制很难收到应有的效果,行政改革的空间是有限的。政治改革与行政改革挂钩,就一定要加快推进审议制,即政府的重要决策,乃至党委的重大决策,都要加强人大、政协、专家队伍以及体制外人员的审议力度。

  翟校义:从宽泛的意义上来讲,行政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但它不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前者不能代替后者。

  政治体制改革有三个关键点:第一是人事权,即用何种机制来决定谁做领导,《选举法》的修订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号角;第二是财政权,政府通过税收积累了大量的财富,由谁来决定钱怎么分配、用来干什么,目前还没看到这方面的调整迹象;第三是外在的构建,比如机构的调整。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要在这三方面下手。

  钟坚:政治体制改革是根本,行政体制改革是枝节,单纯的行政改革不能代替政治改革。改革要自上而下进行,中央不推动,下级政府就没有改革的权力和空间,就很难有实质性的突破。政治体制改革最大的阻力来自政府本身,因为自己改自己肯定不好改,改革过程中难免会触动一些既得利益。如果国家没有整体的设计,深圳改革也会收效甚微,因为政治改革的风险很大,不确定因素很多。

  时代周报:深圳经济特区自建立以来,经济成果显著,但政治改革明显滞后,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什么?深圳如何在政治制度改革上寻求突破?

  翟校义:经济体制改革吻合当时主要领导人的想法,因此得以大力推进,深圳是试验田,走在了全国前列。但是目前的政治体制改革还没有根本性的驱动力,深圳没有被中央明确地定位为政治改革的试验田,也没有得到像邓小平那样的权威领导人的支持。

  其实,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因为改革的方向大家都比较清楚,邓小平当时已经定下了改革的方向。但是改革的试验田选在什么地方,不必然会在深圳。当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选在深圳,除了毗邻香港外,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深圳只是一个荒芜的小渔村,它牺牲得起。如果改革成功了,它就是宝贝;如果改革不成功,就可以抛弃。今天的深圳经不起抛弃,万一出了问题,改革失败了,就会付出很大的代价,决策者应当有这方面的考虑。

  当以“开放”倒逼改革

  时代周报:身为改革开放标杆的经济特区,近年来明显出现了改革动力弱化、改革精神淡化、改革阻力加大的现象,深圳如何在制度改革上保持持续的动力?

  杜钢建:深圳现在的改革风气和面貌的确不如特区建设时期,很多人躺在原来的功劳簿上,缺乏改革动力。面临各种困难,面对各种难以绕过去的利益纠葛,走到今天,我认为应该把“改革开放”四个字颠倒过来,变成“开放改革”,在一些改革已难以深入的领域,加快开放,向香港开放和靠拢,引进香港相关领域的思想观念、政策措施,以开放推进改革,以开放倒逼改革。

  翟校义:深圳作为一个新生的经济重镇是可以的,但是想在下一个30年再实现年均百分之二十几的经济增长是不大可能的,因为政策红利、投资红利已经没有了。当初改革的时候,它可以做的事情,别人不可以做,这种政策优势已经没有了。

  深圳的未来是一个现代化的都市,不会与其他的都市有太大的差别,它的优势会逐步丧失,年轻的人口也会逐步老化。

  钟坚:这几年深圳吸引外资的规模有所放缓,有人质疑深圳是不是不行了,这是错误的。深圳已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特区,它已经具备了自我造血的功能,未来靠自己制度的改革、产业结构的转型、社会结构的发展来提升自己的竞争水平。深圳的定位很明确,就是要成为一个现代化、国际化的先进城市,在未来三十年内要发展成香港、新加坡这样的城市。

  深圳过去三十年最大的失误就是对教育科学事业重视不足,深圳未来的发展瓶颈主要是科学教育水平。香港有7所大学进入亚洲前100名,新加坡有4所,这两个城市的竞争力在全球近年来均在前十名之列,深圳的教育投入仅占GDP的2%,比全国平均水平都低,科技教育是基础,应该优先发展。

  时代周报:现在的深圳面临着改革的瓶颈,许多人对深圳未来的发展产生了质疑,深圳是否还能在未来继续引领改革潮流,在政治改革上有新的贡献?

  杜钢建:深圳经济特区在建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建立人大,当时中央是有考虑的,想观望一下,借鉴香港的立法机构、立法程序、立法制度。今天,深圳仍然面临着与香港接轨的问题,深圳要认真思考借鉴香港民主政治的经验,实现深港人流、物流、资金流一体化和同城化,要敢于改变深圳现行的政治制度,引入香港政治制度的合理性要素,建设法治深圳。如果这样做,深圳依然能够成为全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排头兵。

  深圳的领导班子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敢于闯政治关,冒政治风险,为中国未来的政改探路,这是中央的期待,也是全国人民的期待。民主选举、依法执政,以及充分发挥人大和政协的作用,这三个方面是当下我国政治改革最为重要的内容,也是深圳下一步政治体制改革所要认真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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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August 24, 2010

发改委:将进一步推进税收体制改革

  新华网北京8月24日电(记者江国成)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金融司司长徐林24日在此间说,我国计划实施一系列税收体制改革,包括优化增值税和营业税税收制度,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统筹企业税费负担,实施资源税改革;推进房产税改革;继续实施个人所得税改革。

  他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澳大利亚国际发展署联合主办的“中澳政府管理项目总结大会暨项目成果国际交流会”上说,为了改善产业结构,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我国将进一步优化营业税和增值税体制。

  他说,目前,我国的增值税只对工业部门征收,对服务业征收营业税。由于工业增值税具有不同环节抵扣的机制,而营业税不存在抵扣,服务业承担的税负比工业要高,不利于促进服务业的发展。

  不过,他认为营业税和增值税体制改革比较复杂,改革将涉及中央和地方政府分享增值税比例的调整。营业税收入是完全由地方政府享有的。

  在资源税改革方面,徐林说,资源税是完全由地方政府享有的税种。这个税种有利于资源富集地区的发展。现在的资源税征收幅度不太高,而且是从量征收的。地方政府得到的税收收入还不够多。今后实施资源税费改革之后,资源富集的中西部地区在资源税方面得到的收益会进一步增加。这项改革将有利于提高资源输出地的财政收入。

  在谈到房产税改革时,徐林说,我国将推进房产税改革。“这个税种我们一直在进行研究,它的开征也可以为地方政府带来一个稳定的主体税种。”

  徐林说,我国还“可能要开征环境税和社会保障税”。中国环境保护的压力非常大。如果排污企业,包括排污的个人,不缴纳环境税,对保护环境是不利的。

  他说,我国社会保障的压力也非常大,人口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养老体制改革还不到位。“我们正在研究要将目前的社会保障费改为社会保障税”。这有利于建设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

  在谈到个人所得税改革时,徐林说,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体制有很多缺陷。征收机制是通过工作单位在工资发放单位代缴的,并没有考虑每个人实际负担的人口,一部分人承担的个人所得税偏高。“我们还有些征管的漏洞,可能有一部分人并没有缴足个人所得税。这是我们下一步个税改革的主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