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September 1, 2010

深圳“政改”需国家整体设计

  把脉深圳:下一步要敢闯政改关

  见习记者 徐伟

  访谈嘉宾 杜钢建

  湖南大学法学院院长、深圳行政三分制改革设计者之一

  翟校义

  中国政法大学行政管理学系系主任

  钟坚

  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主任

  作为中国改革的“试验田”,三十年来,深圳做了无数的探索,包括在行政体制改革,比如大部制改革、行政三分制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等。但行政体制改革显然不能代替政治体制改革。

  温总理在视察深圳时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这话是说给深圳听的,也是说给全国听的。未来的深圳,能否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上引领风潮,我们有着诸多的期待。

  行政三分制尚无重大突破

  时代周报:2003年深圳推出行政三分制改革,将行政决策、执行和监督权区分开来,但成效甚微,去年重启此项改革,到目前为止,取得了哪些成果?是否达到了预期的目标?

  杜钢建:去年国务院批准了《深圳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但还需要一段时间来推进,现在执行的时间还太短,还很难对其实际效果进行评价。

  三分制和大部制改革的出台,是因为很多部门同时插手一个领域,各个部门都在制定政策,也都在执行和监督自己制定的政策,其结果是一件事情多头管理,出现“几个部委管不好一头猪”的局面。深圳把很多职能交叉的部门合并成一个大部门,由一个大系统来组建部门,在某种程度上,把政策的制定、执行、监督在大部门的框架下逐步分开,大部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好行政权三分的问题,但它为其开辟了一个途径,提供了一种可能。

  翟校义:深圳行政三分制的改革,在理论上没有太大的问题,关键在于权力的调整。但因为推行起来比较困难,现在已经在慢慢淡化,它对官员的行为理念有一定影响,但是在机构设置上,还没有得到重大的突破。

  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相互制衡,对于社会是一种优化的选择,但是对于习惯了权力优越感的官员,会感到失落和不适,因此来自权力系统的阻力比较大。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改革会触动一些机构和个人的既得利益,权力运作的空间变小,寻租的机会也就变少了,所以他们不愿意进行改革。

  时代周报:按照深圳大部制改革最初的思路,至少有五分之一的正局级部门将被撤销或合并,被撤机构的人事如何安排?由此带来的副职膨胀问题如何解决?

  杜钢建:机构改革一精简,干部就要调整,干部岗位减少,为了使改革能够有效推进,减轻改革的压力,使副职上的岗位在一定程度上增多,推进改革顺利进展,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情况不会长久,等到改革的压力过去以后,副职肯定是要减少的。

  翟校义:从目前的进展来看,虽然政府组成部门在减少,但部门内的机构却大幅增长,实际上是把政府的管理幅度压到了政府部门中。比如,改革前,一个部门管15个局;大部制改革后,政府组成部门减少了,但一个部门要管20多个局,加上事业编制局,有50-60个局。部门内部管理幅度大幅扩张,这是大部制改革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因此要进行部门内二级改革,进一步优化大部制之后的部门内部管理非常必要。

  钟坚:大部制改革撤了很多机构没错,但是撤了之后还有并,一个机构有十几个副职,结果是人没有变,职能也没有变。改革过程中,机构时而精简,时而膨胀,分分合合,并不能起到提高行政效率的作用。香港只有一个特首,没有副特首,但香港治理得有条不紊;大陆一个市有很多个副市长,却似乎都忙不过来。

  深圳“政改”需国家整体设计

  时代周报:上述两种都是行政体制改革,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仍然举步维艰,行政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是怎样一种关系?有人说行政改革在根本上还不是、也不能代替政治体制改革,你是否同意这个说法?

  杜钢建:行政体制已经在很多方面发生了变化,但是政治体制不改革,行政体制很难收到应有的效果,行政改革的空间是有限的。政治改革与行政改革挂钩,就一定要加快推进审议制,即政府的重要决策,乃至党委的重大决策,都要加强人大、政协、专家队伍以及体制外人员的审议力度。

  翟校义:从宽泛的意义上来讲,行政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但它不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前者不能代替后者。

  政治体制改革有三个关键点:第一是人事权,即用何种机制来决定谁做领导,《选举法》的修订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号角;第二是财政权,政府通过税收积累了大量的财富,由谁来决定钱怎么分配、用来干什么,目前还没看到这方面的调整迹象;第三是外在的构建,比如机构的调整。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要在这三方面下手。

  钟坚:政治体制改革是根本,行政体制改革是枝节,单纯的行政改革不能代替政治改革。改革要自上而下进行,中央不推动,下级政府就没有改革的权力和空间,就很难有实质性的突破。政治体制改革最大的阻力来自政府本身,因为自己改自己肯定不好改,改革过程中难免会触动一些既得利益。如果国家没有整体的设计,深圳改革也会收效甚微,因为政治改革的风险很大,不确定因素很多。

  时代周报:深圳经济特区自建立以来,经济成果显著,但政治改革明显滞后,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什么?深圳如何在政治制度改革上寻求突破?

  翟校义:经济体制改革吻合当时主要领导人的想法,因此得以大力推进,深圳是试验田,走在了全国前列。但是目前的政治体制改革还没有根本性的驱动力,深圳没有被中央明确地定位为政治改革的试验田,也没有得到像邓小平那样的权威领导人的支持。

  其实,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因为改革的方向大家都比较清楚,邓小平当时已经定下了改革的方向。但是改革的试验田选在什么地方,不必然会在深圳。当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选在深圳,除了毗邻香港外,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深圳只是一个荒芜的小渔村,它牺牲得起。如果改革成功了,它就是宝贝;如果改革不成功,就可以抛弃。今天的深圳经不起抛弃,万一出了问题,改革失败了,就会付出很大的代价,决策者应当有这方面的考虑。

  当以“开放”倒逼改革

  时代周报:身为改革开放标杆的经济特区,近年来明显出现了改革动力弱化、改革精神淡化、改革阻力加大的现象,深圳如何在制度改革上保持持续的动力?

  杜钢建:深圳现在的改革风气和面貌的确不如特区建设时期,很多人躺在原来的功劳簿上,缺乏改革动力。面临各种困难,面对各种难以绕过去的利益纠葛,走到今天,我认为应该把“改革开放”四个字颠倒过来,变成“开放改革”,在一些改革已难以深入的领域,加快开放,向香港开放和靠拢,引进香港相关领域的思想观念、政策措施,以开放推进改革,以开放倒逼改革。

  翟校义:深圳作为一个新生的经济重镇是可以的,但是想在下一个30年再实现年均百分之二十几的经济增长是不大可能的,因为政策红利、投资红利已经没有了。当初改革的时候,它可以做的事情,别人不可以做,这种政策优势已经没有了。

  深圳的未来是一个现代化的都市,不会与其他的都市有太大的差别,它的优势会逐步丧失,年轻的人口也会逐步老化。

  钟坚:这几年深圳吸引外资的规模有所放缓,有人质疑深圳是不是不行了,这是错误的。深圳已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特区,它已经具备了自我造血的功能,未来靠自己制度的改革、产业结构的转型、社会结构的发展来提升自己的竞争水平。深圳的定位很明确,就是要成为一个现代化、国际化的先进城市,在未来三十年内要发展成香港、新加坡这样的城市。

  深圳过去三十年最大的失误就是对教育科学事业重视不足,深圳未来的发展瓶颈主要是科学教育水平。香港有7所大学进入亚洲前100名,新加坡有4所,这两个城市的竞争力在全球近年来均在前十名之列,深圳的教育投入仅占GDP的2%,比全国平均水平都低,科技教育是基础,应该优先发展。

  时代周报:现在的深圳面临着改革的瓶颈,许多人对深圳未来的发展产生了质疑,深圳是否还能在未来继续引领改革潮流,在政治改革上有新的贡献?

  杜钢建:深圳经济特区在建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建立人大,当时中央是有考虑的,想观望一下,借鉴香港的立法机构、立法程序、立法制度。今天,深圳仍然面临着与香港接轨的问题,深圳要认真思考借鉴香港民主政治的经验,实现深港人流、物流、资金流一体化和同城化,要敢于改变深圳现行的政治制度,引入香港政治制度的合理性要素,建设法治深圳。如果这样做,深圳依然能够成为全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排头兵。

  深圳的领导班子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敢于闯政治关,冒政治风险,为中国未来的政改探路,这是中央的期待,也是全国人民的期待。民主选举、依法执政,以及充分发挥人大和政协的作用,这三个方面是当下我国政治改革最为重要的内容,也是深圳下一步政治体制改革所要认真思考的。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