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owing posts with label 国家形象. Show all posts
Showing posts with label 国家形象. Show all posts

Wednesday, September 8, 2010

“非典”危机曾使中国国际形象遭破坏

  在许多人看来,这次危机使中国的国际形象遭到巨大破坏。之后,中央开始推行政府新闻发布制度,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部门设立新闻发言人,主动和积极地与国际社会进行双向的沟通和交流。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非典”之后,“对外传播”这个词逐渐替代了“对外宣传”的说法。

  在2003年4月20日,国务院新闻办举办了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新闻发布会,把当时疫情如实通报给公众。随后在2004年初,中央各部委、地方各级政府启动了新闻发言人制度,各级新闻发言人培训也逐步展开。大学的公关学者、外国公关专家开始走进政府公务员培训的讲堂。史安斌教授本人就曾多次为各级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授课。

  “非典危机”是一场教训,它使中国政府认识到,采用专业的公关方法来应对突如其来的危机,具有重要意义。2008年5·12汶川地震,中国政府带领全国人民积极应对这一场空前的灾难,在反应机制、方案实施、信息反馈、传播管理以及灾后重建等方方面面都令人称道。当时凤凰卫视一位主持人曾称赞这次震后的新闻披露“让那些西方媒体无话可说”。

  在2008年遭遇了一系列诸如“3·14”事件、奥运火炬传递被扰、毒奶粉等公共危机之后,中国在西方主流媒体中的形象被认为受到了损害。据《国际先驱导报》报道,2009年2月英国广播公司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在2008年经历了一连串难忘的大事之后,导致全球民众的正面评价下降了6个百分点,跌至39%。

  就是在这种国际环境之下,中国政府开始紧锣密鼓地行动起来。

  有报道称,国家有关部门从2009年2月全面启动国家公关战略,计划耗资450亿元人民币,推动它的几大媒体——中央电视台、新华通讯社及《人民日报》等向海外发展,其主旨是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

  其中,中央电视台本来有四个国际频道,在2009年又推出阿拉伯语及俄语频道。到2012年之前,央视计划实现7种语言11个频道的国际化战略。

  政府耗巨资来扶持对外的媒体传播,在国际上本非新鲜事儿。2005年12月,俄罗斯政府就耗资数亿设立了“今日俄罗斯”英语电视台。其主要创办者——俄罗斯新闻社获得克里姆林宫的直接支持,目标是要成为俄罗斯的“CNN”和“BBC”。该电视台拥有几千万美元预算资金和数百名新闻工作者,向北美、欧洲、亚洲和非洲用英语24小时滚动播报新闻,传播俄罗斯的声音。

  2006年,时任日本外务大臣的麻生太郎呼吁日本开设英语国际频道,更加积极地向海外推广日本文化。2009年2月起,日本NHK正式推出面向海外观众24小时播出的英文电视频道。NHK表示,建立这个英文频道是为了让全世界更好地了解日本。

  用“专业”公关

  中国耗巨资推动媒体海外扩张,有着深刻的世界格局变动的大背景。

  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在2009年1月1日出版的《求是》杂志上撰文指出,发展和中国国际地位相称的传播能力已经成为一项十分紧迫的战略任务。“在当今时代,谁的传播手段先进、传播能力强大,谁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就能更广泛地流传,谁就能更有力地影响世界。”

  2009年7月,中央召开了第11次中国驻外使节会议,在讲话中,胡锦涛总书记第一次代表中央提出要加强中国的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开展各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扎实地传播中华优秀文化。

  “中国制造”广告,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之下推出。

  从去年11月23日起,在商务部积极推动下,国内四家商会制作的以“中国制造,世界合作”为主题的30秒广告片,在美国CNN连续播出6周。广告集中展现“中国制造无处不在的身影”:清晨跑步的运动员所穿的运动鞋是“中国制造”,但“综合了美国的运动科技”;冰箱上印着“中国制造”的标签,但“融合了欧洲风尚”;iPod的MP3播放器上用英文标注“在中国制造”,但“使用了来自硅谷的软件”;法国顶级模特所穿的知名品牌服装则是“中国制造、法国名师设计”⋯⋯

  据何辉教授介绍,从申奥以来的一系列宣传片,都是相对狭义的国家形象广告,往往针对很具体的事件。直到商务部指导推出第一个如此明确的国家形象广告,才格外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中国制造”这一广告的出台,其实有着非常特定的舆论环境。近几年,有关“中国制造”的麻烦不断,这其实是自中国加入WTO后众多国际贸易纷争的继续。仅就中美贸易问题看,美国国会有表决权的500多名议员中,大多数人对中国的了解知之甚少,也不知道“中国制造”为广大美国人民和经销商带来的利益,而是热衷于“中国制造”、贸易逆差、人民币贬值等问题的恶意炒作。

  “推出这个广告,确实有重塑中国产品形象的意图。”何辉说,当时商务部意欲主推的理念是:这些产品不仅仅是中国创造,而是由中国同世界人民一起创造。如今评价这个广告成功与否,离不开这一点。

  2010年中国的一件大事是举世瞩目的上海世博。按杨洁篪外长的话,“世博是今年中国公共外交的重头戏。”不仅国家馆和一些地方馆,包括航空等专业场馆,都特地聘请了国际公关公司来做推广。

  中国国际公关协会常务副会长郑砚农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今年上海世博对国际公关公司的使用,规模之大前所未有。“这也意味着,中国在对外传播时,使用国际公关公司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国际知名的公关公司加入到奥运和世博的推广工作当中,带来了许多新的理念,把对外传播从自我中心的“政府行为”转变为更符合国际受众需求的“专业行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史安斌教授说,这次即将播出的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就是一个例证——它是由专业的公关机构和传播工作者(而不是外宣干部)参与策划和制作的。

  模糊的“中国梦”

  从2009年底“中国制造”广告推出到现在,中国的国际形象公关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外交部将公共外交处升格为公共外交办公室。学界也比以往更加关注,包括清华、北外等高校最近都成立了专门的机构,推动相关研究。

  在学者们看来,在国家形象推广的背后,隐含着中国把握国际话语权的意图。这在一个大国崛起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由于中国同一些发达国家在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差异,彼此抱有不同心态和认知,自然会引发一些程度不同的摩擦。

  “中国正致力于现代化,更重视经济发展;而欧洲早已进入后现代社会,更重视社会问题,强调道德价值,追求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双方价值取向不同,难免引起某些冲突。”至于中国和美国,李永辉教授说,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中美两国似乎正陷入现有大国和崛起大国近乎宿命般的历史性冲突。“美国梦”的光环不像之前那么耀眼,与此同时有人则提出了“中国梦”的概念。

  李永辉教授介绍,前几年在吴建民大使的倡导下,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外交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天津外国语学院曾多次召开关于中国梦的高层研讨会。但李永辉也承认,所谓中国梦的内涵,现在还远远没有形成共识。“当前中国亟须一个巨大的转变,即文化软实力的积累和张扬。但目前的现状却是,中国的软实力落后于硬实力的发展。中国在持续多年GDP的两位数增长后,需要认真考虑的下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真正提升国家的软实力。”他说。

  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发表了《国家软实力的研究报告》,认为一个国家的政策、文化、价值观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就反映出这个国家的软实力。为了增强软实力,不少西方国家不断通过文化、艺术、体育、民间外交等各种渠道来扩大影响力。

  “‘大长今’在中国的流行,就是因为韩国做了文化营销。”郑砚农认为应该用更软、却更直击人心的方式来施加文化影响力。

  “有没有普世价值?我认为有。北京奥运会上,当一名德国运动员夺金后,他站在领奖台上,一手拿着金牌,一手拿着他亡妻的照片。这幅画面感动世人,不分国界和种族。这就是普世价值之所在。”

  郑砚农说。

  在郑砚农看来,前些时候热映的《唐山大地震》,分外感人,就是可以对外输出的文化产品。只是这样的作品还太少。我国的大量文化产品在写作上、制作上还是传统的宣传思维。


     新浪独家稿件声明:该作品(文字、图片、图表及音视频)特供新浪使用,未经授权,任何媒体和个人不得全部或部分转载。

拍摄国家形象片体现政府积极心态 吴宇森等参演(3)

  《卢斯和他的帝国》一书中说,“1927年是蒋介石一生中的关键一年,他与俄国人决裂,屠杀数以千计的共产党人,与美以美(基督教支派)教徒宋美龄结婚。《时代》态度改变,开始充分认识他。”

  《时代》对蒋介石和宋美龄表现出明显的兴趣和偏爱。1942年,宋美龄成功在美国国会进行演讲,后又在七大城市进行巡回演讲,以美貌、智慧在美国刮起“宋美龄”旋风,这与卢斯的积极推动分不开。有人说,如果宋美龄是这场大戏里出色的演员,那卢斯就身兼导演与编剧。宋美龄的国会演讲不仅扭转了美国的对华援助政策,也宣传了中国战区的抗战前线,同时也以自己的优雅高贵多少改变了中国人在西方世界眼中封闭、愚昧的面貌。

  在此之前,尤其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于对古老中国的好奇,许多西方摄影师前往中国,他们拍回了大量中国晚清和民国初年的照片和影像,出现在这些照片和影像里的中国人,男人留长辫,女人裹小脚,姿势呆板、神情麻木。贫穷、愚昧、孱弱,这是西方民众对古老中国的感性认识,带着明显的猎奇心理和强烈的优越感。至于几百年前那个威尼斯商人所描绘的黄金国度,早已被遗忘到历史深处。

  因为对中国的关注,抗战时期,卢斯手下的《生活》杂志曾派了大批摄影师拍摄中国战区的抗战。当时,《生活》杂志被当做美国的“家庭相册”,因此,对中国战区顽强抵抗的战斗者形象的报道,也让西方世界对中国人的形象发生了一些改观。

  1945年,抗战结束。蒋介石以中国战区总司令的胜利姿态登上《时代》封面。此后,他又有两次登上《时代》的封面,但一次比一次落寞。

  走近红色国度

  1949年2月7日,毛泽东第一次登上《时代》周刊封面。画面上的毛泽东抬头仰望,面带笑容,封面标题为“民主统一”四字。报道称,毛泽东把中国划入了国际共产主义集团的版面⋯⋯对西方而言,这是一件无法估计的灾难。对共产主义,它是自苏联革命以来最大的胜利。

  对于西方世界来说,毛泽东领导的军队最终夺取政权,是个极大的意外。

  1938年,美国《生活》杂志花大价钱从斯诺手中买下红色延安的一组照片并刊登。这组照片震动了西方。草地上尽享舞蹈的少年、策马扬鞭的队伍、吹着号角的战士、打网球的年轻人、穿着破旧的军装在原野里放歌的士兵,无一不表现出来一种生气勃勃的精神。这让很多西方人对这个被封锁在边远山区的神秘政权充满了好奇。

  《生活》杂志写道,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几乎完全是一支神秘之师。近十年来,他们一直以幽灵般的游击战在跟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进行对抗,但这种对抗看似注定会失败。但十余年后毛泽东仍然以胜利者的姿态登上了《时代》封面。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从此之后一直到1970年,《时代》封面对中国几乎全是敌视报道,而且在封面里加入明显的意识形态符号:獠牙巨龙、猩红五星、血色手印,出现在封面上的中共领导人,都有着看上去生硬刻板的脸和阴冷的眼神。

  《中国时代1900—2000》(美国主流报刊撰写的中国百年史)主编师永刚认为,民族主义、种族主义、自我优越感,以及对于另外一个国家的嘲讽或者居高临下的偏见,在《纽约时报》《时代》《新闻周刊》《华盛顿邮报》《生活》的字句里,俯拾皆是。他们描述中国的态度带着冷战时代的政治见解,甚至误解。但在西方世界,媒体的商业属性,也决定了负面的新闻才是最值钱的新闻。

  1960年代末,中苏交恶,中美两国长达20年的冷战则出现松动的迹象。

  1971年4月26日,一群美国人登上长城的照片被刊登在《时代》的封面上。就在半个月前,他们代表美国乒乓球队成功地访问了中国。与球队随行的《生活》杂志香港分社社长约翰·沙尔和摄影记者弗兰克·费希贝克后来这样向西方介绍“封闭”了20年的中国人:“我们看见了一个非常团结而有序的社会和国家——总体上是某种程度的贫穷,但是绝对没有悲哀,没有饥饿。”“无论在哪里,人们都非常温情,健康,圆脸,玫瑰色的双颊,白色的牙齿。⋯⋯他们明显地非常幸福。”

  也是这一年的11月8日,周恩来再次登上《时代》封面,封面标题一改过去的生硬尖刻,而是用亲切接纳的口吻说:“中国人来了”。此时,距离基辛格秘密访华和尼克松向美国国民表明访华的电视讲话才过去三个月,中美关系解冻的大幕正徐徐拉开。而《时代》的创始人卢斯,已于七年前退休,他的继任者们,正努力在新的格局下,以“客观和理性”的态度对待中国。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抵达北京,开始了他的访华之旅。在《时代》3月6日的封面上,一个大大的中文字“友”,撑起了整个画面。在封面报道里,《时代》提及一个细节:尼克松访问北京期间,北京市发动了20万群众,将道路上的积雪在访问前夕清扫干净,在质疑这一行动是否出于群众自愿的同时,《时代》也认为这种市民的热情和同志间的鼓舞正是当今美国所缺乏的。

  在尼克松访华之后不久,1972年5月,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和他的摄制组接受中国政府邀请,拍摄一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1973年1月,长达3个半小时的《中国》在意大利首都罗马首映,片子里的中国人穿着一样简陋的衣服和鞋子,留着一样的发式,甚至脸上都带着一样的表情。影片在西方国家获得很大反响。

  惶惑的旁观者

  1976年,中国历史走入重要转折点。这一年登上《时代》封面的是邓小平、毛泽东。前者即将影响中国的未来,后者的去世,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1979年1月1日,邓小平成为继蒋介石夫妇之后,第二个荣登《时代》年度风云人物的中国人。封面上的邓小平一袭黑色中山装,目光睿智坚定。封面背景摆脱了一直以来的红色标记,而是一片青山翠柏,气象万千。封面标题为“邓小平中国的新气象”。

  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中央宣布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决定,震惊世界。

  仅一个月后,邓小平再次出现在《时代》封面,封面标题为“邓来对话了”。此时邓小平以中国国务院代总理的身份访问美国,在美国掀起“中国热”,受到来自全世界的200多名记者的热烈追捧。

  也是在这一年,皮尔·卡丹来到中国。在《时代》一篇题为《巴黎时尚来到北京》的报道里说,“这个国家清瘦、整洁的女性们不擦香水,不戴首饰,不抹指甲油,也不画她们如杏的眼睛。一般而言,她们穿着几乎一样的白衬衣,没有形状的蓝裤子和男人一样的拖鞋在街上行走。”

  1980年代以后,《时代》对于封面人物的选取也发生了微妙变化,不再专注于中国政治人物,开始留心普通老百姓。1984年4月30日,登上《时代》封面的,是一个有着明亮笑容的小伙子,他站在长城上,手里拿着一瓶可口可乐。

  在与中国有关的封面里,渐渐植入如可口可乐一样的西方元素。在1985年9月23日的封面上,邓小平的左边是高举马克思画像游行的队伍,右边则是一派繁华的现代景观:高楼、汉堡、相机等。《时代》很高兴地认为,西方的价值观正在改变中国人的生活。

  1986年1月6日,邓小平再次以《时代》年度风云人物的身份登上《时代》封面。环绕在他身边的一组新闻照片里,有他含饴弄孙的照片,更多的是反映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经济成就的照片。

  此后一直到1997年,邓小平去世。这是邓小平第八次登上《时代》封面,也是最后一次。《时代》为了表示对伟人的敬意,将红色字体的“TIME”变为黑色。

  同一个世界下的审视

  进入20世纪之后,《时代》(美国版)对中国的封面报道逐渐减少,截至目前仅有三次。值得一提的是,此后《时代》对于封面的选择,开始倾向于社会、经济事件或现象。即便是2005年6月23日,毛泽东重登《时代》封面,他身穿的中山装也被打上了世界顶级奢侈品牌路易·威登的标记,而报道关注的却是中国当年的经济、社会的状况。

  但在《时代》的亚洲版,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知名人士成为封面人物,这些人以文艺界、娱乐圈、体育界人士居多。如巩俐、王菲、李连杰、章子怡、姚明、李宇春等。


     新浪独家稿件声明:该作品(文字、图片、图表及音视频)特供新浪使用,未经授权,任何媒体和个人不得全部或部分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