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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September 18, 2010

印度媒体称中国拟建铁路直通孟加拉国吉大港

  中国经济网北京9月19日讯(刘丹妮) 《印度时报》(The Times of India)今天发表文章说,如果不对中国的“珠链战略”保持高度警惕并做出适当回应的话,印度政府迟早会在中印关系中陷入被动境地。

  文章中说,中国已经在巴基斯坦、缅甸和斯里兰卡巨资援建了多个港口,如今中国又计划修建一条铁路经由缅甸直接通往孟加拉国的吉大港。而这片海域一直被新德里当局视为印度的“战略后院”。除此之外,中国还计划投资在孟加拉国卡尔斯巴扎尔的Sonadia岛上建深水港。文章中说,一旦这些工程完成,一条无形的珠链就将出现在印度周围。

  印度安全部门的中国观察家们说,最近北京与达卡之间的来往甚密,或许已经就上述两项工程达成了协议。《印度时报》的文章中说,上个月中国云南省省长秦光荣会见了到访的孟加拉国总理哈希纳(Sheikh Hasina),承诺全力支援连结两国的111公里铁路开发案。

  报道中说,从云南境内出发经由缅甸到孟加拉国的吉大港最短距离只有111公里,如果能够修建铁路建立连接的话中国对马六甲海峡的依赖程度将大大减轻。

  印度安全部门一位官员想《印度时报》表示:“中国已经在吉大港修建了一些基础设施并运送了一些机械设备。”这位官员说:“中国力量出现在吉大港或将对印度构成安全威胁——孟加拉国历来都是印度的战略后院。”他补充说:“如果中国真的打算在印度洋上与印度展开较量的话,印度显然不是对手。”

  报道中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说,中国的“珠链战略”是一条无形的链条,从东部非洲的塞舌尔、毛里求斯经由印度洋上的马尔代夫、斯里兰卡、孟加拉国一直延伸到南亚的缅甸和柬埔寨。这条无形的链条能维护中国从非洲中东进口原油和矿产资源的商业利益。

Sunday, September 12, 2010

朝鲜媒体称中朝关系迎来全盛期

  新华网平壤9月13日电 (记者 高浩荣 赵展)朝鲜《劳动新闻》13日发表文章说,当前朝中友谊“正迎来全盛期”。

  文章说,朝中友好关系具有悠久的历史。在历史的长河中,朝中两国人民为了共同的事业并肩战斗,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朝中友谊是在同志友谊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和深化的友谊,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是“真实的、兄弟般的、牢不可破的关系”。

  文章说,朝鲜最高领导人在进入新世纪后多次访问中国,尤其是今年5月和8月两次访华,进一步加深了两党、两国之间的友谊,成为把朝中友谊推向新的高度的契机。

  文章说,金正日访华“显示了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极大地鼓舞了两国人民进一步加强这种友谊的决心,将有力地推动两国的革命和建设。

中方6天内8次向日严正交涉 14中国渔民今回国

  中新网9月13日电 针对日本巡逻船在钓鱼岛附近海域冲撞中国渔船并非法抓扣渔民渔船一事,从9月7日到12日6天内,中国外交部门4次表态,有关官员4次约见召见日本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另据新华社消息,被日方扣押的中国渔船上的14名船员将回国。

  9月7日,在钓鱼岛附近海域,一艘载有15名船员的中国拖网渔船“闽晋渔5179号”受到日本海上保安厅一艘巡逻船冲撞,后又受到日方另外两艘巡逻船跟踪、冲撞、截停、登船、检查,中方船长詹其雄被日方逮捕。

  事发当日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姜瑜表示,中方强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就是中国领土,要求日本巡逻船不得在钓鱼岛附近海域进行所谓执法活动,更不得采取任何危及中国渔船和人员安全的行为。“我们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同日,外交部副部长宋涛奉命约见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提出严正交涉,要求日方停止非法拦截行动。

  就在中方严正交涉的同时,日本海上保安厅决定,拟以涉嫌妨碍执行公务为由,逮捕中国渔船船长,同时还以涉嫌违反《渔业法》(逃避登船检查)为由展开调查。

  随即,中国驻日本大使程永华就日方扣留中方渔民渔船紧急向日本外务省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指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对日本巡视船非法扣留中方渔民渔船表示强烈抗议,要求日方立即放人、放船,避免事态进一步升级。8日晨,中国驻日本使馆就日方对中国船长采取司法措施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8日,外交部部长助理胡正跃奉命召见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对日方抓扣中国渔船事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日方立即放人放船,并确保中方人船安全。

  9日,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在该岛海域作业的中国渔船适用日本国内法是荒唐、非法和无效的,中方决不接受。当务之急是日方立即无条件放人放船,避免事态进一步升级。她指出,日方在钓鱼岛海域非法抓扣中国渔船和渔民的行为已引起中国民众的强烈反应,希望日方正视事态的严重性。

  姜瑜还强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此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政府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意志与决心是坚定不移的。中日双方在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是客观事实,我们主张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通过谈判妥善解决问题。

  虽然中方多次严正交涉,10日,日本冲绳县石垣简易法院仍然是批准了拘留中国船长10天时间。

  当日,外交部部长杨洁篪召见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和抗议,强调中国政府捍卫钓鱼岛主权和本国公民权益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要求日方立即无条件放回包括船长在内的全体中国渔民和渔船。

  11日,外交部发言人姜瑜表态说,日方不顾中方多次严正交涉和坚决反对,执意决定对中国船长履行所谓司法程序,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严重抗议。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日方上述举动违反国际法和基本的国际常识,是荒唐、非法和无效的。 日方如继续恣意妄为,必将自食其果。

  姜瑜当日宣布,中方决定推迟原定于9月中旬举行的第二次东海问题原则共识政府间谈判。

  9月12日凌晨,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紧急召见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郑重表明中国政府的重大关切和严正立场,敦促日方不要误判形势,作出明智的政治决断,立即送还中国渔民和渔船。

Wednesday, September 8, 2010

“非典”危机曾使中国国际形象遭破坏

  在许多人看来,这次危机使中国的国际形象遭到巨大破坏。之后,中央开始推行政府新闻发布制度,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部门设立新闻发言人,主动和积极地与国际社会进行双向的沟通和交流。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非典”之后,“对外传播”这个词逐渐替代了“对外宣传”的说法。

  在2003年4月20日,国务院新闻办举办了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新闻发布会,把当时疫情如实通报给公众。随后在2004年初,中央各部委、地方各级政府启动了新闻发言人制度,各级新闻发言人培训也逐步展开。大学的公关学者、外国公关专家开始走进政府公务员培训的讲堂。史安斌教授本人就曾多次为各级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授课。

  “非典危机”是一场教训,它使中国政府认识到,采用专业的公关方法来应对突如其来的危机,具有重要意义。2008年5·12汶川地震,中国政府带领全国人民积极应对这一场空前的灾难,在反应机制、方案实施、信息反馈、传播管理以及灾后重建等方方面面都令人称道。当时凤凰卫视一位主持人曾称赞这次震后的新闻披露“让那些西方媒体无话可说”。

  在2008年遭遇了一系列诸如“3·14”事件、奥运火炬传递被扰、毒奶粉等公共危机之后,中国在西方主流媒体中的形象被认为受到了损害。据《国际先驱导报》报道,2009年2月英国广播公司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在2008年经历了一连串难忘的大事之后,导致全球民众的正面评价下降了6个百分点,跌至39%。

  就是在这种国际环境之下,中国政府开始紧锣密鼓地行动起来。

  有报道称,国家有关部门从2009年2月全面启动国家公关战略,计划耗资450亿元人民币,推动它的几大媒体——中央电视台、新华通讯社及《人民日报》等向海外发展,其主旨是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

  其中,中央电视台本来有四个国际频道,在2009年又推出阿拉伯语及俄语频道。到2012年之前,央视计划实现7种语言11个频道的国际化战略。

  政府耗巨资来扶持对外的媒体传播,在国际上本非新鲜事儿。2005年12月,俄罗斯政府就耗资数亿设立了“今日俄罗斯”英语电视台。其主要创办者——俄罗斯新闻社获得克里姆林宫的直接支持,目标是要成为俄罗斯的“CNN”和“BBC”。该电视台拥有几千万美元预算资金和数百名新闻工作者,向北美、欧洲、亚洲和非洲用英语24小时滚动播报新闻,传播俄罗斯的声音。

  2006年,时任日本外务大臣的麻生太郎呼吁日本开设英语国际频道,更加积极地向海外推广日本文化。2009年2月起,日本NHK正式推出面向海外观众24小时播出的英文电视频道。NHK表示,建立这个英文频道是为了让全世界更好地了解日本。

  用“专业”公关

  中国耗巨资推动媒体海外扩张,有着深刻的世界格局变动的大背景。

  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在2009年1月1日出版的《求是》杂志上撰文指出,发展和中国国际地位相称的传播能力已经成为一项十分紧迫的战略任务。“在当今时代,谁的传播手段先进、传播能力强大,谁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就能更广泛地流传,谁就能更有力地影响世界。”

  2009年7月,中央召开了第11次中国驻外使节会议,在讲话中,胡锦涛总书记第一次代表中央提出要加强中国的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开展各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扎实地传播中华优秀文化。

  “中国制造”广告,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之下推出。

  从去年11月23日起,在商务部积极推动下,国内四家商会制作的以“中国制造,世界合作”为主题的30秒广告片,在美国CNN连续播出6周。广告集中展现“中国制造无处不在的身影”:清晨跑步的运动员所穿的运动鞋是“中国制造”,但“综合了美国的运动科技”;冰箱上印着“中国制造”的标签,但“融合了欧洲风尚”;iPod的MP3播放器上用英文标注“在中国制造”,但“使用了来自硅谷的软件”;法国顶级模特所穿的知名品牌服装则是“中国制造、法国名师设计”⋯⋯

  据何辉教授介绍,从申奥以来的一系列宣传片,都是相对狭义的国家形象广告,往往针对很具体的事件。直到商务部指导推出第一个如此明确的国家形象广告,才格外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中国制造”这一广告的出台,其实有着非常特定的舆论环境。近几年,有关“中国制造”的麻烦不断,这其实是自中国加入WTO后众多国际贸易纷争的继续。仅就中美贸易问题看,美国国会有表决权的500多名议员中,大多数人对中国的了解知之甚少,也不知道“中国制造”为广大美国人民和经销商带来的利益,而是热衷于“中国制造”、贸易逆差、人民币贬值等问题的恶意炒作。

  “推出这个广告,确实有重塑中国产品形象的意图。”何辉说,当时商务部意欲主推的理念是:这些产品不仅仅是中国创造,而是由中国同世界人民一起创造。如今评价这个广告成功与否,离不开这一点。

  2010年中国的一件大事是举世瞩目的上海世博。按杨洁篪外长的话,“世博是今年中国公共外交的重头戏。”不仅国家馆和一些地方馆,包括航空等专业场馆,都特地聘请了国际公关公司来做推广。

  中国国际公关协会常务副会长郑砚农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今年上海世博对国际公关公司的使用,规模之大前所未有。“这也意味着,中国在对外传播时,使用国际公关公司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国际知名的公关公司加入到奥运和世博的推广工作当中,带来了许多新的理念,把对外传播从自我中心的“政府行为”转变为更符合国际受众需求的“专业行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史安斌教授说,这次即将播出的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就是一个例证——它是由专业的公关机构和传播工作者(而不是外宣干部)参与策划和制作的。

  模糊的“中国梦”

  从2009年底“中国制造”广告推出到现在,中国的国际形象公关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外交部将公共外交处升格为公共外交办公室。学界也比以往更加关注,包括清华、北外等高校最近都成立了专门的机构,推动相关研究。

  在学者们看来,在国家形象推广的背后,隐含着中国把握国际话语权的意图。这在一个大国崛起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由于中国同一些发达国家在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差异,彼此抱有不同心态和认知,自然会引发一些程度不同的摩擦。

  “中国正致力于现代化,更重视经济发展;而欧洲早已进入后现代社会,更重视社会问题,强调道德价值,追求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双方价值取向不同,难免引起某些冲突。”至于中国和美国,李永辉教授说,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中美两国似乎正陷入现有大国和崛起大国近乎宿命般的历史性冲突。“美国梦”的光环不像之前那么耀眼,与此同时有人则提出了“中国梦”的概念。

  李永辉教授介绍,前几年在吴建民大使的倡导下,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外交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天津外国语学院曾多次召开关于中国梦的高层研讨会。但李永辉也承认,所谓中国梦的内涵,现在还远远没有形成共识。“当前中国亟须一个巨大的转变,即文化软实力的积累和张扬。但目前的现状却是,中国的软实力落后于硬实力的发展。中国在持续多年GDP的两位数增长后,需要认真考虑的下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真正提升国家的软实力。”他说。

  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发表了《国家软实力的研究报告》,认为一个国家的政策、文化、价值观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就反映出这个国家的软实力。为了增强软实力,不少西方国家不断通过文化、艺术、体育、民间外交等各种渠道来扩大影响力。

  “‘大长今’在中国的流行,就是因为韩国做了文化营销。”郑砚农认为应该用更软、却更直击人心的方式来施加文化影响力。

  “有没有普世价值?我认为有。北京奥运会上,当一名德国运动员夺金后,他站在领奖台上,一手拿着金牌,一手拿着他亡妻的照片。这幅画面感动世人,不分国界和种族。这就是普世价值之所在。”

  郑砚农说。

  在郑砚农看来,前些时候热映的《唐山大地震》,分外感人,就是可以对外输出的文化产品。只是这样的作品还太少。我国的大量文化产品在写作上、制作上还是传统的宣传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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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国家形象片体现政府积极心态 吴宇森等参演(3)

  《卢斯和他的帝国》一书中说,“1927年是蒋介石一生中的关键一年,他与俄国人决裂,屠杀数以千计的共产党人,与美以美(基督教支派)教徒宋美龄结婚。《时代》态度改变,开始充分认识他。”

  《时代》对蒋介石和宋美龄表现出明显的兴趣和偏爱。1942年,宋美龄成功在美国国会进行演讲,后又在七大城市进行巡回演讲,以美貌、智慧在美国刮起“宋美龄”旋风,这与卢斯的积极推动分不开。有人说,如果宋美龄是这场大戏里出色的演员,那卢斯就身兼导演与编剧。宋美龄的国会演讲不仅扭转了美国的对华援助政策,也宣传了中国战区的抗战前线,同时也以自己的优雅高贵多少改变了中国人在西方世界眼中封闭、愚昧的面貌。

  在此之前,尤其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于对古老中国的好奇,许多西方摄影师前往中国,他们拍回了大量中国晚清和民国初年的照片和影像,出现在这些照片和影像里的中国人,男人留长辫,女人裹小脚,姿势呆板、神情麻木。贫穷、愚昧、孱弱,这是西方民众对古老中国的感性认识,带着明显的猎奇心理和强烈的优越感。至于几百年前那个威尼斯商人所描绘的黄金国度,早已被遗忘到历史深处。

  因为对中国的关注,抗战时期,卢斯手下的《生活》杂志曾派了大批摄影师拍摄中国战区的抗战。当时,《生活》杂志被当做美国的“家庭相册”,因此,对中国战区顽强抵抗的战斗者形象的报道,也让西方世界对中国人的形象发生了一些改观。

  1945年,抗战结束。蒋介石以中国战区总司令的胜利姿态登上《时代》封面。此后,他又有两次登上《时代》的封面,但一次比一次落寞。

  走近红色国度

  1949年2月7日,毛泽东第一次登上《时代》周刊封面。画面上的毛泽东抬头仰望,面带笑容,封面标题为“民主统一”四字。报道称,毛泽东把中国划入了国际共产主义集团的版面⋯⋯对西方而言,这是一件无法估计的灾难。对共产主义,它是自苏联革命以来最大的胜利。

  对于西方世界来说,毛泽东领导的军队最终夺取政权,是个极大的意外。

  1938年,美国《生活》杂志花大价钱从斯诺手中买下红色延安的一组照片并刊登。这组照片震动了西方。草地上尽享舞蹈的少年、策马扬鞭的队伍、吹着号角的战士、打网球的年轻人、穿着破旧的军装在原野里放歌的士兵,无一不表现出来一种生气勃勃的精神。这让很多西方人对这个被封锁在边远山区的神秘政权充满了好奇。

  《生活》杂志写道,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几乎完全是一支神秘之师。近十年来,他们一直以幽灵般的游击战在跟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进行对抗,但这种对抗看似注定会失败。但十余年后毛泽东仍然以胜利者的姿态登上了《时代》封面。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从此之后一直到1970年,《时代》封面对中国几乎全是敌视报道,而且在封面里加入明显的意识形态符号:獠牙巨龙、猩红五星、血色手印,出现在封面上的中共领导人,都有着看上去生硬刻板的脸和阴冷的眼神。

  《中国时代1900—2000》(美国主流报刊撰写的中国百年史)主编师永刚认为,民族主义、种族主义、自我优越感,以及对于另外一个国家的嘲讽或者居高临下的偏见,在《纽约时报》《时代》《新闻周刊》《华盛顿邮报》《生活》的字句里,俯拾皆是。他们描述中国的态度带着冷战时代的政治见解,甚至误解。但在西方世界,媒体的商业属性,也决定了负面的新闻才是最值钱的新闻。

  1960年代末,中苏交恶,中美两国长达20年的冷战则出现松动的迹象。

  1971年4月26日,一群美国人登上长城的照片被刊登在《时代》的封面上。就在半个月前,他们代表美国乒乓球队成功地访问了中国。与球队随行的《生活》杂志香港分社社长约翰·沙尔和摄影记者弗兰克·费希贝克后来这样向西方介绍“封闭”了20年的中国人:“我们看见了一个非常团结而有序的社会和国家——总体上是某种程度的贫穷,但是绝对没有悲哀,没有饥饿。”“无论在哪里,人们都非常温情,健康,圆脸,玫瑰色的双颊,白色的牙齿。⋯⋯他们明显地非常幸福。”

  也是这一年的11月8日,周恩来再次登上《时代》封面,封面标题一改过去的生硬尖刻,而是用亲切接纳的口吻说:“中国人来了”。此时,距离基辛格秘密访华和尼克松向美国国民表明访华的电视讲话才过去三个月,中美关系解冻的大幕正徐徐拉开。而《时代》的创始人卢斯,已于七年前退休,他的继任者们,正努力在新的格局下,以“客观和理性”的态度对待中国。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抵达北京,开始了他的访华之旅。在《时代》3月6日的封面上,一个大大的中文字“友”,撑起了整个画面。在封面报道里,《时代》提及一个细节:尼克松访问北京期间,北京市发动了20万群众,将道路上的积雪在访问前夕清扫干净,在质疑这一行动是否出于群众自愿的同时,《时代》也认为这种市民的热情和同志间的鼓舞正是当今美国所缺乏的。

  在尼克松访华之后不久,1972年5月,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和他的摄制组接受中国政府邀请,拍摄一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1973年1月,长达3个半小时的《中国》在意大利首都罗马首映,片子里的中国人穿着一样简陋的衣服和鞋子,留着一样的发式,甚至脸上都带着一样的表情。影片在西方国家获得很大反响。

  惶惑的旁观者

  1976年,中国历史走入重要转折点。这一年登上《时代》封面的是邓小平、毛泽东。前者即将影响中国的未来,后者的去世,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1979年1月1日,邓小平成为继蒋介石夫妇之后,第二个荣登《时代》年度风云人物的中国人。封面上的邓小平一袭黑色中山装,目光睿智坚定。封面背景摆脱了一直以来的红色标记,而是一片青山翠柏,气象万千。封面标题为“邓小平中国的新气象”。

  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中央宣布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决定,震惊世界。

  仅一个月后,邓小平再次出现在《时代》封面,封面标题为“邓来对话了”。此时邓小平以中国国务院代总理的身份访问美国,在美国掀起“中国热”,受到来自全世界的200多名记者的热烈追捧。

  也是在这一年,皮尔·卡丹来到中国。在《时代》一篇题为《巴黎时尚来到北京》的报道里说,“这个国家清瘦、整洁的女性们不擦香水,不戴首饰,不抹指甲油,也不画她们如杏的眼睛。一般而言,她们穿着几乎一样的白衬衣,没有形状的蓝裤子和男人一样的拖鞋在街上行走。”

  1980年代以后,《时代》对于封面人物的选取也发生了微妙变化,不再专注于中国政治人物,开始留心普通老百姓。1984年4月30日,登上《时代》封面的,是一个有着明亮笑容的小伙子,他站在长城上,手里拿着一瓶可口可乐。

  在与中国有关的封面里,渐渐植入如可口可乐一样的西方元素。在1985年9月23日的封面上,邓小平的左边是高举马克思画像游行的队伍,右边则是一派繁华的现代景观:高楼、汉堡、相机等。《时代》很高兴地认为,西方的价值观正在改变中国人的生活。

  1986年1月6日,邓小平再次以《时代》年度风云人物的身份登上《时代》封面。环绕在他身边的一组新闻照片里,有他含饴弄孙的照片,更多的是反映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经济成就的照片。

  此后一直到1997年,邓小平去世。这是邓小平第八次登上《时代》封面,也是最后一次。《时代》为了表示对伟人的敬意,将红色字体的“TIME”变为黑色。

  同一个世界下的审视

  进入20世纪之后,《时代》(美国版)对中国的封面报道逐渐减少,截至目前仅有三次。值得一提的是,此后《时代》对于封面的选择,开始倾向于社会、经济事件或现象。即便是2005年6月23日,毛泽东重登《时代》封面,他身穿的中山装也被打上了世界顶级奢侈品牌路易·威登的标记,而报道关注的却是中国当年的经济、社会的状况。

  但在《时代》的亚洲版,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知名人士成为封面人物,这些人以文艺界、娱乐圈、体育界人士居多。如巩俐、王菲、李连杰、章子怡、姚明、李宇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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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September 1, 2010

美国媒体称中国经济数据给投资者错觉

  环球网记者王欣报道,美国媒体于9月1日发表评论,称中国的经济数据存在一些令投资者产生错觉的假象,而中国的经济实力未必有人们想象中的这样强大。

  美国彭博通讯社9月1日报道称,中国现在已努力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经济数据的不全面使得人们审视这个国家时容易产生错觉。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局势要比投资者们想象中的要复杂得多。

  报道称,中国统计GDP的形式与其它国家略有差别。它发布GDP的增长率,却从不对每一季度国民的实际需求进行统计。这项指标可以反映经济增长的组成健康与否,如果缺失则让人们无法知道中国的增长是否大部分来自于修建公路、工厂而非国民消费,若果真如此则中国迅猛的增长势头仅仅会加剧经济的不平衡。此外,多数中国大陆居民比起去餐厅吃饭更倾向于购买新鲜食物自行烹调,这就意味左右这个国家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的主要因素是天气,而非经济自身的循环。

  报道还称,中国的内需对世界经济的支持其实比人们确信的要少。尽管中国的进口量在过去的10年中有所增加,但是中国所进口的产品当中有1/3都会加工之后再出口到欧美国家,另外1/3则是日用品,主要让澳大利亚、巴西、智利和南非等国受益。最后的1/3,则是来自德国的涡轮机、日本的挖土机等工业器具,只有这一部分才能真正使世界经济受益,但这一部分的进口额在09年只有4300亿美元,比韩国的3200亿美元并没有多很多。

  报道评论说,中国面积大但是人口并不富裕,这使得政府加大涨薪力度,从而影响其货币政策,其房市和服务业市场也由于各种原因变幻莫测。因此中国与世界上的其它经济发达的国家相比较为特殊,而那些平常的用来分析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数据,对情况异常复杂的中国,并不一定适用。

Saturday, August 28, 2010

印度拟与中国签署互认学位协议

  新华网孟买8月28日电(记者 聂云)据印度《印度斯坦时报》28日报道,印度准备与中国签署相互承认大学学位的协议,以加强两国的文化交流。

  报道援引印度政府一位高级官员的话说,印度人力资源开发部长卡皮尔·西巴尔计划9月10日访问中国,并将与中国签署这份协议。

  报道说,一旦两国签署协议,在中国大学学习的印度学生回国后可以避免学位不被承认的困境,将有利于他们继续深造或者就业。不过,协议中不包括医学和制药学专业。

  近年来,许多印度人选择到中国接受高等教育。报道说,印度目前约有7000人在中国高校学习医学、工程和语言文学等学科。

  2006年印度曾与中国签署协议,双方同意加强教育合作,但主要是教育交流项目的合作。

Thursday, August 26, 2010

能源局长:做能源规划应突出水电战略地位

  新华网云南频道8月26日电(记者王优玲 赵大春)1910年,中国兴建了第一座水电站,2010年,中国水电装机容量突破2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从0到2亿,中国水电走过沧桑百年。

  今天,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在能源经济领域面临着艰巨的结构调整和节能减排任务。在新的起点,中国水电将有什么样的发展原则和方向,水电应当如何迎接新挑战,发挥新作用。为此,记者采访了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

  “水电百年发展与国运密切相关”

   记者:从中国兴建第一座水电站——石龙坝水电站到现在,中国水电从无到有、从弱到强走过了一百年的历程,您如何评价中国水电的这个一百年?

  张国宝:水电百年发展与国运密切相关。1910年,中国还没有自己的水电站,随着西方的科学技术传入中国,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思考建造中国自己的水电。靠募集民间资本,我国第一座水电站华电石龙坝水电站在云南昆明诞生。两年以后,第二座水电站腾冲滴水河水电站也建成。这两个水电站都采用西门子伏伊特设备,装机容量很小。

  今年我国水电装机突破2亿千瓦,中国水电发展走过了不平凡的道路。从引进设备到自主制造、从制造简单设备到制造复杂的世界顶尖设备、从自己制造到走出国门,水电发展的每一次进步都同中国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现在世界各地的水电站施工基地上都能看到中国人的身影,许多电站都采用中国出口的设备,这值得骄傲。

  记者:我国水电突破2亿千瓦,今年投产的水电装机达到2000万千瓦,这两个数字背后意味着什么?

  张国宝:随着云南小湾电站的投产,我国水电装机容量突破2亿千瓦,到今年底水电装机规模还要高于这个数字。从新中国刚成立时的36万千瓦发展到2亿千瓦,这个数字足以说明我国水电建设发展的迅猛。

  今年之所以有这么大规模的装机容量投产,还得益于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我国大部分水能资源分布在西部,在建的一些大型水电站和已投产的水电站主要分布在四川、云南、贵州、青海等一些地区,我国要把西部丰富的水能资源送往华东、华中等经济发达、用电需求量大的地区,“西电东送”成为西部大开发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西部大开发十年前播下的种子开花结果,见到了实效。

  15%的目标,水电出力9%

   记者:按照我国水力资源的普查结果,未来水电开发的原则和方向如何?

  张国宝:我国向国际社会承诺,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在我国一次能源的比重将提高到15%。这个15%的非化石能源中,目前人类能运用、技术水平已知的主要是水电、核电、风能、太阳能、地热能、潮汐能、生物质能等,水电要在其中唱主角。

  许多人认为核电在15%中可以有很大贡献,但一算账就很清楚一个事实,2000万千瓦的核电只占我国一次能源的1%,所以,即使将来核电能达到7000至8000万千瓦,占我国一次能源的比重只有4%,还有11%需要由其它的非化石能源完成。

  近年来风电和太阳能发展很快,但发电小时数有限。风力发电一年达3000小时就算很不错了,同样的装机容量其发电小时数只有核电的1/4。太阳能的装机容量就更小,发电量也有限,只能用于一些特殊用途,比如为路灯供电或安装在电网到不了的地区。

  到2020年,核电在我国一次能源的比重占到4%,风电、太阳能和其它非化石能源能占到2%,至少有9%要靠水电来完成,因为水电是我国目前可开发程度最高、技术相对成熟的清洁可再生能源。当前减排形势和我国做出的庄严承诺加大了开发水电的紧迫性,因此在做好能源中长期规划时应该突出水电的战略地位。

   记者:有分析说,现在做水电“十二五”规划意义不大,关键是做好“十三五”的规划,加快项目的审批。您觉得2020年我国水电装机容量达到3.8亿的目标实现起来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张国宝:有挑战性,但也不是不可完成的任务。目前全国水电装机容量为2亿千瓦,在建规模约为7000万千瓦(含抽水蓄能),还有约1亿千瓦需要建设。2015年投产的水电站现在已经开工,2015年前开工的水电站在2020年前可以建成。如果未来三年水电建设连续开工, 2020年完成3.8亿千瓦目标是可以实现的。因此,水电“十二五”规划要做,期间哪些电站要开工,如何保证在2020年前建成等问题都需要详细规划设计,但是必要的审批手续不能省略。

   记者:过去几年,水电项目的审批处于一个比较低迷的时期,您认为接下来水电是否将迎来一个水电审批提速时期?

  张国宝:水电项目审批的快慢受诸多因素制约。必须重视并采取措施减少建水电站可能带来的环境影响。此外,必须更加注重移民权益,落实国务院471号令和后期扶持政策。在审批程序上,必须执行严格的环境评价、严格遵循国土部门丈量淹没土地的规定、遵守水利部门的取水程序、认真协商送电方式和电压等级等,只有确保程序完整后才能动工。

  目前,有些单位和同志对以上问题的理解和认识还不够,没有严格执行程序,有些地方还出现了没有达到环保要求就擅自截流,因而被审计部门和监察部门曝光的问题。因此,近三年为了纠正这些问题而放慢了水电建设审批的进度。未来我们还会更加严格地把关环评、保护移民权益、土地资源占用,输电规划等环节,在更加严格和规范的条件下加快水电发展。

   更加注重移民和环保

   记者:已经有这么好的目标,对水电建设提出的要求是什么?

  张国宝:水电建设这几年得到蓬勃发展,也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为国家的财政收入增加,满足人民群众电能的需要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水电建设当中这几年也碰到如何处理好移民群众的利益问题,还有更加重视环境保护的问题,因为一些对环保很重视的人士,会担心建水电站截断了水流,会不会对下游的生态,包括动植物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些方面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在后期发展指导下,加快水电的发展。

   记者:移民补偿和环境保护都需要资金支持。现在水电项目的收入能否覆盖移民补偿和环境保护的费用?

  张国宝:水电站建设有两个特点:首先是建设周期长,建一座火电站2至3年就足够了,而水电站少则5年,多则6至8年;其次就是投资大,火电站单位千瓦投资4000元,水电站则达到8000元甚至更高。但水电站尽管初期投入大,折旧之后纯收益很高。而过去受计划经济影响,定电价采取还本付息加适度利润的办法,因此水电电价比火电定价要低得多。

  很多人提倡通过水火同网同价来扭转此局面,但水火同价同样面临矛盾。水火同价使电网公司采购水电时成本提高,销售电价也相应被拉高,若此时政府因考虑到通货膨胀、居民承受能力和社会稳定等因素放缓销售电价上调,那么水火同价由谁买单?这和煤电联动的道理是一样的。

  从水电的环境和移民成本考虑,水火应该实现同价,但这个问题目前还在探讨中。我也在思考是否可以将水火同价后水电增加的收入用以解决农村保险等问题。

   记者:您认为目前大众对水电中所涉及的环保和移民问题的看法是否客观?是否有误会、偏见或放大负面效应的地方?

  张国宝:总体上讲,大众包括媒体对水电开发的舆论监督是有利于我们做好环保和移民工作的。大众对于环保和移民权益的重视,敦促我们在水电开发中不断优化和改进方案。

  但有一些报道,确实有放大问题的嫌疑。比如前几年有人说水电排放的温室气体比火电还要多,相关专家的解答是,建站淹没树木散发的甲烷气体和常年燃烧煤炭排放的二氧化碳相比,数量要有限得多。还有人质疑建水电站造成了今年的西南大旱,但科学分析证明,降雨少才是大旱主因。汶川地震后,许多人认为紫坪铺水电站非常危险。震后我在现场工作了18天,看到在让大地扭成麻花状的地震强度下,岷江流域大大小小一连串十几个水电站没有一个大坝溃坝。(完)

Monday, August 16, 2010

《时代》周刊称美国铁路需向中国学习

  中国高速铁路的高速发展,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如今,就连科技第一强国美国也表示,准备虚心向中国学习了。

  美国《时代》周刊今晨刊文称,中国人已经准备好迎接像子弹一样飞速的列车,而美国的铁路平均时速116公里,美国的铁路系统要向中国学学了。

  中国铁路正在跳跃式升级

  报道称,7月份,一条更快的高铁线路在中国开始运营,时速超过350公里,这种跳跃式的升级,正是中国的典型发展模式。

  “过去30年,这个国家改善基础设施的所有努力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可能就是铁路系统。”文章写道。

  1981年,中国只有54000公里铁路轨道,而今年年底前中国将有10万公里。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已经从一个拥有最大铁路网的国家,升级为拥有最好铁路网的国家之一。

  中国的铁路网覆盖了世界上最难建铁路的一些地域,比如青藏高原。

  中国铁路系统的平均时速,从1993年的48公里升级到2007年的70公里。

  现在,从武汉到广州的火车时速已经达到313公里,将行程时间从10个半小时缩短为3小时。

  报道说,中国并没有因此而满足。2008年,中国铁路建设投入增长了80%,2009年达到880亿美元,今年则增长到1200亿美元,并将在未来十年超过7000亿美元。

  “投资中最雄心勃勃的焦点,是高速客运铁路的扩展。”

  现在,中国拥有6552公里高速铁路(时速超过220公里),居世界领先地位。

  美国铁路向中国学习

  如今,美国和欧洲的基础设施正在迅速老化,中国的铁路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占据优势。

  报道称,但在铁路上如此巨大的投资有点过度。“尽管中国的建造成本较低,但是高速铁路仍然比一般铁路建设和维护都贵。”文章说。

  报道指出,建设高铁带来了沉重的债务负担。不过,中国通过出口铁路建设技术专利来缓解这一风险。

  如今,中国将高铁网络扩展到许多亚洲国家,并逐渐建立一个连接中国与欧洲的高铁网。

  另外,中国的公司已经开始在海外赢得一些关键的铁路建设项目。

  “美国的铁路系统也要向中国学习,美国铁路现在平均时速116公里。”文章写道。

  编译/实习记者 尹晓琳 记者 林晨音

Sunday, July 25, 2010

中国造船业三大指标均超韩国居世界首位

  据《朝鲜日报》昨日报道,连续7年稳坐世界第一宝座的韩国造船业,今年上半年被中国超越。造船业三大指标——手持订单数量、新增订单数量、完工量中国均居首位,而韩国退居第二。

  报道称,从中国造船业的增长势头来看,今年的总成绩单中国也很可能将韩国甩在身后。

  英国造船海运分析机构克拉克松日前表示,中国上半年的船舶完工量达到800万吨,韩国以750万吨位居第二。这是中国首次在半年建造量上成为世界第一。

  报道称,不少人认为,“韩中造船业的逆转”已成为现实。中国有超过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作为基础提供船舶融资,从而争取到海外订单。中国国内不断增长的订单量也填补了低迷的国际市场。中国国力成为中国造船业背后的巨大靠山。

  2008年至2009年,全球所有造船厂都因金融危机而中断投资,而中国造船业却不断扩大投资。

  长江流域的长兴岛上,目前正在修建可以建造23艘大型船只的船坞。天津和大连等渤海湾地区也在大力提高生产能力,目标是把建造量从900万吨提高到1100万吨。

  中国政府制定了“国需国造”的方针,以防本国造船厂因订单不足而面临危机。

  随着船舶融资的复苏,去年中国造船业的船舶融资规模达到89亿美元,超过了达到54亿美元的韩国。特别是韩中两国的技术差距越小,船舶融资的重要性就越能左右两国造船业的竞争力。

  专家解读

  三大因素提升中国造船业竞争力

  韩国产业研究院研究员洪性仁表示,在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中国的造船企业不断积累造船经验,这很可怕。“如果一次性接到3艘船的订单,在造船的过程中就可以积累关于生产效率和节约成本的经验,生产第3艘船时,生产效率就能比生产第1艘船时提高15%,这就是造船行业的特点。”洪性仁说。

  也就是说,即使现阶段中国的造船厂生产效率比较低,但如果像现在这样不断积累建造经验,竞争力就会提高。

  韩南大学中国通商学科教授JeongSang-eun认为,中国造船业不但在数量上与韩国持平,在高附加值船舶制造技术方面,也在紧追韩国。

  而韩国海洋大学教授李基焕表示,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发达国家银行的船舶融资出现枯萎状况。因此中国金融机构以优越的贷款条件来吸引海外船主购买中国船舶。

  韩国船舶协会理事YangHong-geun 称:“中国的银行基本可以保证90%的船舶融资,甚至保障支付中间资金,以免船东取消订单。”

  洪性仁也认为,订单量巨大、政府的支援政策和船舶融资优势,这三大因素迅速提升了中国造船业的竞争力。

  编译/钱业实习生尹晓琳

  2010上半年中韩造船业三大指标比较

               韩国 中国

    新增订单量    460 500

    完工量        750 800

    手持订单量    4930 5320

  单位:万吨

  制图/李铭

Friday, July 16, 2010

中国海军首次实施横向补给万吨级作战舰艇

  新华社浙江宁波7月16日电(焦蒲峰)海军“鄱阳湖”远洋综合补给舰日前在印度洋成功为万吨级作战舰艇实施航行中横向综合补给,创下了海军首次对万吨级作战舰艇实施横向补给的先例,实现了我海军远洋综合支援保障能力的新突破。

  “鄱阳湖”舰是一艘排水量近两万吨的远洋综合补给舰,对海军各型驱逐舰、护卫舰成功实施过航行补给,但对万吨级以上作战舰艇在远洋航行中实施横向补给还是首次。

  近年来,“鄱阳湖”舰相继探索出了不同类型舰船、不同流向、不同风向和不同海区的最佳补给阵位、最佳补给距离等一大批训练成果,完善了10余项综合补给方案预案,并规范了相关操作流程。这次补给中,全舰各部门配合紧密,各战位操纵手技术娴熟,连续补给作业长达6个多小时,创下了航行中横向综合补给的新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