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韩寒《独唱团》推出之前，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的《1Q84》在书市领尽风骚。虽然有学者“拍砖”说这部作品写得“太啰嗦”，也有读者对译本中的大量性描写是否有保留的必要提出了质疑，但争议的声音很快便灰飞烟灭于网友的“挺”与“赞”中。甚至有出版界人士预言，根据目前网店和实体销售两项数据来推测，这部“舶来品”极有可能超过红极一时的张爱玲《小团圆》。
日前，在简体中文版《1Q84》前两部上市后，本报记者以电邮的形式采访了该书的译者——皖籍学者施小炜。
施小炜
［ ］
《金瓶梅》大家不是照样接受？
新安：翻译《1Q84》是您个人的主动选择，还是受出版社委托？在接手这一工作之前，对村上春树的这部新作有多少了解？
施小炜：我是在接受出版方的委托之后，开始翻译的。非常感谢出版方对我的信任。开译之前，我只是将Book 1和Book 2读了一遍。从去年八月中旬开译，到今年三月译完，前后共费时7个多月。
新安：据说这部小说在日本很是热销，而且这次中方出版社也是首次开印120万册，这即便是在国内知名作家中也是极其少见的。根据您目前了解到的情况，两国出版界、读者中传递出来的信息是否对称？
施小炜：国内作家作品的销售情况，我不甚了解。有个印象，但不一定准确——好像销路好的，反而还是翻译作品吧？对于作品释放出来的信息，每位读者的解读可能都会有所不同。中国读者的解读不同于日本读者，我以为也是在所难免。
新安：翻译过程中有没有感觉让自己纠结的地方？您又是如何处理的？譬如小说中出现了多处性描写？
施小炜：我大致能够猜到你所说的“纠结”是怎么回事，我在翻译的过程中基本上没有这种顾虑。村上春树的性描写，应当说还是干净的。我觉得，如果我们连《金瓶梅》都能够接受的话，便没有理由不能接受村上春树。
《1Q84》
村上春树的《1Q84》被认为是向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代表作《一九八四》）致敬之作。小说围绕某邪教团体、以“青豆”和“天吾”两条线交叉推进。女主人公青豆漂亮而雷厉风行，男主人公天吾高大而谨小慎微。身为体育俱乐部教练的青豆受一位富有的“老妇人”之命，以极其巧妙的手段结果了若干虐待妻子的男士性命，最后受命结果邪教头目，由此和邪教发生关系。身为补习校数学教员的天吾受出版社好友之托加工改写一个十七岁女高中生深绘里写的小说《空气蛹》，小说因而获奖并成为畅销书。不料深绘里竟是邪教头目的女儿，由此和邪教发生关系。最后，天吾发现小说中的“空气蛹”实际出现在父亲的病床上，开裂后里面躺着的居然是自己十岁时开始动心的二十年从未相见的恋人青豆！而现实中的青豆则因听信邪教头目的话为保全天吾而将手枪管含入口中扣动扳机……
［ ］
新安：作为译介人，您是如何保证小说的“原汁原味”的？是否会不自觉地加入个人的修饰与文学加工？
施小炜：“原汁原味”地再现原著的风格确非易事，我没有勇气宣称自己已然做到，只敢说尽了努力。
我以为，任何一部译著，都无非是译者自身风格与原著风格斗争妥协的结果。每个译者，只要他自己也写点东西，大约都会有着自己的文体风格，至少是表达习惯，要求译者完全抛却自己的文体风格或者表达习惯，百分之百地再现原著的风格，固然十分的理想，但其实大概是不可能实现的。译者不可能杀死自己，以凸显原著风格；杀死自己，语言就死了。译者的自身风格总会在不知不觉间偶露峥嵘。再好的译者也至多只能无限地接近原著风格，不可能等同原著。
新安：您本人对被译的作品有什么样的要求？是否要求一定是名家的作品？
施小炜：对于译介对象，我的要求是：不一定非得是名家，但须得是好作品。
新安：中国有那么多的村上迷，村上的作品里究竟是哪些东西吸引了那么多的读者？
施小炜：国内确实有很多村上迷，而且正因为多，对作品的期待也不尽相同。村上赋与了自己的思索以万人皆可接受的、可读性极强的文章形态，不同层次的读者可以从中读出不尽相同的多层意义来，完成自己喜欢的理解行为——这也许就是村上吸引了众多读者评议的原因，亦未可知。作为小说家，他真的很成功。
新安：您本人在日本生活、任教多年，根据您的经验，日本知识界人士对中国文学、作家的了解有多少？
施小炜：除了我们中国人自己，日本大约是世界上研究中国学者最多的国家。对于中国古典的研究，无论是论广度还是深度，日本的水准都是屈指可数的。个人感觉日本知识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兴趣，似乎仍旧有点比不上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兴趣。这恐怕也怪不得人家。
做到“原汁原味”很不容易
［ ］
新安：对于谋体，您似乎有戒备心理，是因为之前出现过偏离您本意的报道吗？
施小炜：谈不上戒备吧。一则是我害怕抛头露面，但作为译者的义务却又不得不尽，所以该出头时还是得出头。再则去年《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的报道中，的确出现过与我原话不尽相同的文字。
新安：《1Q84》推出中文版以后，有人（包括资深译者林少华）提出不同看法，认为您改变了村上春树的一贯风格。您觉得这是“酸葡萄”心理使然？还是出于对作品和小说原作者的认识偏差？
施小炜：按我的理解，您大概是指有位先生指责我将此书译得“啰嗦”了，他说“人们之所以觉得文字啰嗦，那纯属译者的问题”。然而据我了解，事情的起因好像是有一位读者匿名在网上发表感想，说觉得村上这部小说的叙述有些啰嗦。我理解，这可能是因为村上自己也说到过的那个原因：“《1Q84》写一对十岁时相遇后便各奔东西的三十岁男女，相互寻觅对方的故事，并将这个简单故事变成复杂的长篇”，因而感到故事讲述得有点拖沓。而那位先生敏锐地将这一位网友的观点演绎为译者问题，可能是心理定势在发挥作用。译文是否“啰嗦”，诸位一读便知。村上的风格，我以为在于天然去雕饰。翻译时，我努力争取不添加什么也不削减什么。
新安：有人将《1Q84》定义为爱情小说，有人说它是一部反邪教小说，还有人评价这是部悬疑推理小说。您本人是如何定位这部作品的？
施小炜：不妨说，《1Q84》是一部成功地将恋爱小说、思想小说、情爱小说、悬疑小说等种种要素融为一体的所谓综合小说。这部作品的意义要高于“反邪教小说”，它反映了作者村上对意识形态与人之间关系的思索。我对这部作品的定位是：迄今为止的村上文学之集大成，或曰“巅峰”。
啰不啰嗦，诸位一读便知
［ ］
新安：中国作家或者是读者中一直有个“诺贝尔文学奖”情结，似乎只有拿到这了大奖才足以证明中国文学的实力。您怎么看待大家的这种迫切要求？这是否说明我们在文化上仍不够自信？
施小炜：既然有个世界杯，而我们也有一支足球队，自然就会期盼有朝一日能将大力神杯捧在手里。既然有个诺贝尔文学奖，而我们又有这么多做文学的人，自然会萌生出希望也得它一回奖的欲望来。如此作想，原也自然之至。不过金庸先生说得好：武无第二，文无第一。也不必刻意强求。
新安：有学者提出，国内学术界渐显功利、商业的色彩，您是否有同感？日本的学者又是如何进行文化普及的？
施小炜：有同感。但又觉得不可全怪学术界。
我的母校早稻田大学校歌第一段里就有这么两句词儿：进取之精神，学术之独立。从全人类、大历史的高度看待学术研究，少干预，多支持，恐怕是应有的态度，我觉得这是日本学者可以潜心学问的外在条件。日本的大学都面向社会开设各类市民讲座，以这种方式回报社会、传播普及文化。普及的目的在于提高受众的水准，而非降低文化自身的水准。
新安：就在您翻译的《1Q84》在国内上市后不久，就有网站推出了《1Q84》的在线阅读，您和出版单位是否会有所举措？
施小炜：知识产权问题好像一直是我们在国际上遭受诟病的Achilles' heel（致命的弱点），事关民族尊严，希望我们中国人的一举一动不至于让别人小瞧了我们。有时候，尊严（也许有人会觉得是虚荣）可能是无法太顾及钱口袋的。
新安：韩寒和郭敬明这两位青年作家您是否有关注？如何看待他们的“不服管教”？
施小炜：对不起，这两位的大名我是如雷贯耳，只是失敬得很，不曾读过两位的作品，也不清楚“不服管教”的来龙去脉，不敢置喙。
新安：现在传统的纸质文学有趋冷的势头，你如何看待这种现状？
施小炜：媒介、载体的变化，也许在所难免。就载体而言，古人读的《诗三百》，跟今人完全不同。媒介消亡了，载体改变了，可内容万古长存。重要的是内容，不是载体，更不是噱头。不过，我自己还是偏爱纸质文本。
本报记者 王文跃
诺奖情结、学术怪圈及其他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