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重生”
约翰·葛顿南和赵振英，中美两位亲历密支那战役和侵华日军投降签字仪式的少校军官的见证与“重逢”
“亲爱的父亲母亲家人们，我是(1945年)9月5日到达这里(南京)的，旅途顺利，飞行3个多小时。到达之时，南京全城以及125万居民，均由日军守卫，因为中国军队还未到达。所以日军负责全城的安全与秩序。日军随处可见，而且个个荷枪实弹，他们表现得礼貌且恭敬，气氛和平无恙，但我就是看不惯这些王八蛋……今天具有多重意义，投降协议的签字仪式，将在九月份第九天早上九点举行。而我正好是1943年9月9日离开美国的。这是我海外服役的两周年纪念日。天哪，想到可以回家我兴奋不已…… ”——— 援华美军少校约翰·葛顿南1945年的家信，曾刊登在其家乡妞科克镇报纸上
南都首席记者 韩福东
尼尔·葛顿南(Neal Gardner)会说几句简单的中文。他说自己拿筷子吃饭的技术“马马虎虎”，然后指了指桌上的饭菜说，烧得“顶好”！这几句简单的中文，都是他父亲约翰·葛顿南(John Gardner)少校生前教给他的。作为援华美军，约翰·葛顿南少校在中缅印战区(CBI)参加抗战多年，他回国后带走的纪念品中包括中国的象牙筷子、绣花鞋，还有与65年前侵华日军投降签字仪式相关的一系列珍贵文物。
尼尔显得有点激动，他摸了摸浅蓝色领带，问大家自己的打扮是否够帅。这一天，2010年9月9日，对他特别具有意义。65年前的今天，侵华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召开，而他24年前去世父亲的雕塑，将被矗立在中国最大的民间博物馆——四川成都建川博物馆聚落内。专程从美国赶来的尼尔，是雕塑的揭幕者。
“今天很荣幸来到这里，全是我父亲的荣光，不是因为我自己。”尼尔说。在建川博物馆聚落中，约翰·葛顿南少校的雕塑和他珍藏下的诸多文物，被定格在专门兴建的援华美军博物馆内。揭幕仪式上，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向他鞠躬说，美军对中国的抗战帮助巨大，特向你的父亲表示感谢！希望少校的雕塑和文物永留中国，让更多人认识他和那段历史！尼尔俏皮地用手摸了摸父亲塑像的耳朵，说：“他在那里竖着耳朵听着呢！”
这个生前并无多少人知晓的新六军美军联络官，身后开始在中国获得名声。这样恍若重生的经历，也发生在北京海淀区一间民房内。曾与约翰·葛顿南少校一道并肩对日作战的赵振英少校，在沉寂了60余年后，开始舒展了压迫他大半生的历史负重。和美军少校约翰·葛顿南一样，赵振英也亲历了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的全过程，且是现场警卫营营长。在1945年回到美国之后，约翰·葛顿南再未回到中国，并于1986年去世，但他一直保留着赵振英等人的签名、照片。这些珍贵的历史痕迹，令赵振英唏嘘不已。他们两人的故事，开始进入纪录片、媒体报道与博物馆中，并在中国的抗战史上留下新的印记。
两位少校的9月9日
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当天，赵振英正在湖南芷江。几个月前，听说日军要攻打芷江的消息，赵振英所在的新六军十四师四十团第一营，特地与军部一道赶往这里，保卫这里的飞机场与指挥所。大势已去的日军并没有如预期的那样发动猛攻，严阵以待的赵振英多少有些意外，但在听闻日本投降消息时更多的是高兴———“8年东跑西颠与日军周旋的日子”终于结束了。
1937年参军的赵振英此时是少校营长，他旋即接到命令，前往南京接受日军投降。新六军是首批进驻南京的国民党军队，而赵振英指挥的营队又是新六军中率先抵达南京的一支。该营下设三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和一个迫击炮排，共有约500人。光复的氛围在他们甫抵南京大校飞机场时就感受得到。“机场周围种地的老百姓，知道我们是国军，都拿着镐头和锄头，举手在欢迎我们。后来到了城里，也是如此。”赵振英对南都记者说。
赵振英到南京的时间大概在8月底9月初，他们营被安排在机场附近警戒，保证陆续赶来的国军安全。南京城内，仍是持械的日本军人在维持治安。比赵振英年长4岁的约翰·葛顿南(1914-1986)稍晚来到这里时，情况仍然如此。他见证日本在南京投降的家信，曾刊登在1945年的美国家乡妞科克镇报纸上：“亲爱的父亲母亲家人们，我是9月5日到达这里的，旅途顺利，飞行3个多小时。到达之时，南京全城以及125万居民，均由日军守卫，因为中国军队还未到达。所以日军负责全城的安全与秩序。日军随处可见，而且个个荷枪实弹，他们表现得礼貌且恭敬，气氛和平无恙，但我就是看不惯这些王八蛋……今天具有多重意义，投降协议的签字仪式，将在九月份第九天早上九点举行。而我正好是1943年9月9日离开美国的。这是我海外服役的两周年纪念日。天哪，想到可以回家我兴奋不已……”
在机场警戒了没几日，赵振英奉命带第一营进城负责受降仪式的维安。“我们营在新六军中是比较好的，所以才会被从机场又调到受降仪式现场。”赵振英说。
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中央军校大礼堂举行。赵振英率领营部负责会场内外警卫，要事先检查场地，仪式当天进入现场的人必须手持请帖，且要排队按顺序签到。“很多外国外交官参加，不能出漏子，要防止坏人捣乱，如果出事，就是国际大笑话，丢人大了。”赵振英说，随身携带手枪的他大概是会场上唯一可以走动的人，而手下的士兵或携带冲锋枪，或携带半自动步枪(里面均没有子弹，以防走火)，都在适当的位置警卫。为显郑重，这些士兵特地脱掉作战服装，改为草黄色哔叽军服，而赵振英本人，还临时做了一双马靴，穿在脚上。
约翰·葛顿南进入现场前，接到何应钦将军签发的请柬，他也佩戴了来宾证。值得一提的还有，他买了一部德国相机，在受降现场拍照，他感觉冲洗出的照片质量出奇的好，他把在受降仪式现场拍的照片，都寄回了美国。
在约翰·葛顿南及其他美军联络官回美之前，新六军举办了欢送party，一起吃了顿饭。“并不伤感，大家都很高兴，因为抗战胜利了。”赵振英说，他还以营部的名义送给曾经在他们营的美军联络官汤尼·班克一面锦旗。赵振英和班克原来在一个帐篷中住过，关系非常融洽，在芷江和南京时，美国联络官已经集中在一处，但班克每周末还特地跑到他那里吃中国饭。
大概就是在这次欢送会上，赵振英在约翰·葛顿南的红皮日记本上签了名。因为不属于同一团部，两人关系并不热络，现在赵振英对他的记忆已经模糊。那个红皮日记本，是约翰·葛顿南来华前美国军部发的，上面有汉字“来华助战盟国军人，请各地同胞予以礼待与协助”字样。这个日记本上，有相当多中国军官的签名。此外，尚有一张新六军军官与美军联络官的合影，照片上注明是“新六军军官俱乐部开幕纪念，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十月六日于南京”，其中赵振英亦在其中，脚上依然穿着马靴。
这一次的签名与合影，赵振英原本早已不再记得。但当它们以实物的方式出现在他面前，历历往事再度重演。
共同的敌人
赵振英1937年参军。7月初，在北平的他刚刚参加完高中会考，正在复习功课准备考大学，卢沟桥事变的枪响，让他意识到大学上不成了。
在赵振英的高中记忆中，日本始终是一个威胁性存在。高一假期，他们被集中起来军训，负责培训的总队长是国民党著名将官黄杰，但军训尚未完成，就因何梅协定签署，被迫解散。七七事变之前，日本人在北平就已经“很猖狂”。有一天早上，他骑自行车去公园读英文，回来的路上，被一个日本宪兵拦住，批评他不应在这骑自行车，看赵振英有点不服气，还狠狠打了他一记左耳光。
“我内心里对日本人是相当恨的。”1937年7月23日，20虚岁的赵振英乘坐从北京西站开出的大概是最后一列火车南下，参军抗日。为防日军开枪，火车前还特地挂了一面白旗，经过卢沟桥时开得很慢。车厢内的赵振英看见日本人正在远处用望远镜往车内看，“他们怕是军车”。
参军后的赵振英，首先在江西星子县庐山脚下的中央陆军中央官学校(黄埔军校)特别训练班受训。1939年春天，他开始到54军14师当参谋，年底，当日军从广州向北侵犯，要打通粤汉路，赵振英参加了在广东翁源与日军的激战。他参加的第二场对日战役是在广西，阻止日军从越南北部入侵南宁。在这两场战役之后，赵振英并未再和日军正面较量过，但对日本人的痛恨已入骨髓，一直延续到1945年胜利之后。在南京大校机场警戒时，当一个日本兵开着卡车擅自闯警戒区，赵振英命令手下将其枪毙了。下令的时候，赵振英也在想：这个日本人不知有没有杀过中国人，是否冤枉的？但转念他又觉得抗战时中国冤死了那么多人，即便冤死一个日本人，也没有什么了不得。这时候，他又想起八年前自己曾挨过日本人一记耳光。现在提起这件事，赵振英仍不后悔。
当赵振英在翁源与日军激战时，约翰·葛顿南正在美国过他悠闲的单身生活。他当时是一家农场安保公司的主管，不过，很快结识了小他四岁在法院工作的薇丽(V erlee)。两人相处一年多，于1941年6月结婚。结婚刚刚四个月，他就被征兵入伍，前往乔治亚州贝宁堡基地，成为基本19部下的一名军人，接受三个月的训练。按规定，受训期间不许携带家属，但薇丽住在附近一个朋友的姐姐家，葛顿南每周末可以与薇丽相聚。他们的周末通常这样度过：薇丽开车接他，然后两人到周边乡村游玩，周日晚再开车将他送回基地。12月6日是星期六，他们去了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度周末，第二天开车返回的途中，打开收音机，就听到珍珠港遇袭的消息。这个意外的事件，让薇丽怀疑自己是否再也见不到自己的爱人。美国开始正式出兵太平洋战场，约翰·葛顿南三个月的军事生涯被迫延长。
从军的约翰·葛顿南1943年9月9日正式离开美国。在中印缅战区，他成为赵振英所在的十四师下的一名联络官。“当时每个营都有一个美国上尉联络官，团部则视需要有两三个美国少校联络官。”赵振英回忆。少校军衔的葛顿南应服务于某团部，在初来中印缅战区时，他还给中国军官进行过培训。
赵振英也参加过这次培训。“大概是1943、1944年，在昆明有个军官训练团，因为中国的武器装备差，接受美式装备时，要先接受培训，否则不会使用。”美国联络官充任教官，高中毕业的赵振英受训一段时间后，因表现不错，还出任了区队长，协助美国教官对其他人进行培训。
美国联络官跟随各个营团，帮助中国军队训练，提供具体意见，补充武器弹药，并将中国军队的所需向美军传达。他们大半不会中文，带有中国大学生翻译。可以简单英文口语交流的赵振英，与美国联络官有很多直接接触。“他们很认真，也很乐观。我们感情很好，没有矛盾冲突。我和我们营的美国联络官汤尼·班克在一个帐篷里，吃住都在一起，无话不说。”赵振英记忆比较深的是，在丛林雨季，班克教他一句美国的顺口溜：
Rain Rain GoAway，ComeAgain Some Other Day(雨啊雨啊赶快走开，改天再来吧)。
约翰·葛顿南在缅甸行军了一段日子。1944年5月31日，他给自己爱人写了一封短信：“亲爱的薇丽，我感觉还好，我已经两天没收到邮件了。你也别期望近几天能收到我的信。我此刻正躲在一个修筑良好的散兵坑里，在膝盖上给你写信。亲爱的，别为我牵挂，我会照顾好自己。相信我。匆匆忙忙，请原谅我字迹潦草。我所有的爱。约翰。”这封信迄今仍被收藏。
日军此时败相已露，葛顿南写这封信的时候，著名的密支那战役(1944年4-8月)正在进行中。这次战役中，赵振英所在的十四师四十团是预备队。虽然没有直接参战，但赵振英仍时常去现场了解情况，学习经验。密支那战役后仅一年，抗日战争宣告结束。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