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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第一人称
记者 胡昊 孙兆云 摄影 时鹏
81岁的应振凡老人和老伴、76岁的姜露君这两天一直在关注着日本大地震的进程，尤其是中国搜救队的信息。
在他们的心里，还有一段往事，和国际救援有很大的关系。
“我妈妈黄春秀曾经作为国际救援团队的护士，参加了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的救援。”
黄春秀的孙子应坚先生现在就生活在宁波。
昨晚我和摄影记者一起到应先生在鄞州区四明中路上的华泰剑桥小区的家里时，家里正在准备晚饭。应先生说，昨晚正好是家庭的聚餐，应先生的父亲应振凡老人和母亲姜露君也从永康过来，正坐在沙发上看着关于日本大地震的电视新闻。
大家有言在先
就算死 也要死在一起
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大地震，东京、横滨、神奈川等位于关东平原的城市遭受重创。
消息传到中国是9月3日，中国红十字会成员随即组成国际救援队，在牛惠霖医院（也就是现在上海瑞金医院的前身）担任护士的浙江永康人黄春秀，前往日本进行救援。
黄春秀当时才23岁，是所有救援队队员中年龄最小的。离开上海的时候，大家拍了一张合影。
“我妈妈是从无锡的一家医院学校毕业的，平时接触的重伤员不多。可一到日本，一进病房，发现实在是太惨了。”应振凡老人回忆当年母亲对他讲的事情，很有感触：“不是缺胳膊断腿的，就是五官不全的，或者掉了个耳朵，或者下面半张脸都没有了，露出了骨头和白花花的牙齿，这是非常恐怖的景象。”
有一次，牛惠霖医生正在给一个病人动手术，余震就来了，结果，牛医生高举着手术刀冲出手术室，叫护士安排伤员转移。而我妈妈当时还在手术室里照顾那个动手术的伤员。
黄春秀和同伴一起去外面找寻伤员的时候，也会遇到余震，“我妈妈说，一开始，大家都会抱在一起，因为大家有言在先，就算死，也要死在一起”。
天皇为救援队员颁发
“日本赤十字会纪念勋章”
到了后来，带去的食物变得匮乏，饿肚子的情况就跟着来了。有一次，黄春秀和几个同伴一起去一家驻日机构的时候，发现已经人去楼空，找了一圈，人没有找到，倒是在楼梯下的地上找到一包饼干。
“那时哪里顾得上生产日期啊，当然大家就分了吃了，这可是很难得的东西啊。”
姜露君老人说，婆婆最感动的一次，就是那年的农历八月十五，是救援队到日本后的第2周，关东大地震的第4周。
那天，日本医生为了感谢中国救援队的帮助，特地请中国医生护士们吃鱼片粥，“很烫很烫的粥里面，放进去很薄很薄的鱼片，这在物资相当匮乏的日本，简直算得上是一顿最好的饭了。后来我问婆婆，这个鱼片粥是不是很腥气啊，婆婆说，没有啊，挺鲜的呢”。
病房里当时的惨状，黄春秀说过3点，一个是一进病房就能闻到浓重的血腥味。第二个是因为当时缺乏医疗条件，很多伤员的血就直接从病床上流到地上，在地上凝固成一层厚厚的血浆，用抹布擦是没用的，一定要用硬的东西来铲，比如铁片，才能铲得掉。
最受不了的就是伤员们的惨叫，受伤的人都是几十个人一个病房，而且都是很重的伤，所以惨叫声连片。为了分散伤员的注意力，黄春秀开始学习常用的日语，像“今天感觉怎么样”“是不是要大小便啊”，还有就是一些鼓励的话。
他们在日本工作了一个月，马上就要离开日本的时候，日本大正天皇到医院来看望这些救援队员。
当时的日本等级制度还是很严苛的，日本人见到天皇要下跪，而中国的医生和护士则只需要鞠躬。
姜露君老人说，婆婆当时偷偷瞄了一眼，回来后说，“日本天皇穿着西装，个子和我差不多，也不高嘛”。
天皇向这些来自中国的救援队员们颁发了“日本赤十字会纪念勋章”，每人一枚。
黄春秀老人活到了100岁
回到上海的黄春秀，被介绍到上海一个大户人家家里当私人护理，赚着每月80大洋的收入。“八一三”事件后，黄春秀就回到了永康的老家，和丈夫一道，开起了永康第一家西医院——济业医院。
“文革”时期，黄春秀被当作“日本女特务”打倒，那枚勋章和一些珍贵的照片被查抄。后来在多方关心下，黄春秀得到平反，一些被查抄的物件归还，唯独少了这枚勋章。
1999年，黄春秀老人在永康去世，享年100岁。
关东大地震是发生在1923年9月1日11时58分的日本神奈川县的7.9级大地震，共造成伤亡约25万人，房屋倒塌12万间，经济损失30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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