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茅盾的沉默岁月
韦韬
在北京东城区交道口后圆恩寺胡同里，有一座不起眼的院子。院子不大，灰白的矮墙中嵌着一扇油漆斑驳的朱红门，两棵高大的白杨树守在大门左右，给小院增添了几分幽静与肃穆。1974年，经过简单的修缮，茅盾便一直住在那里，直到1981年去世。
茅盾自1916年8月跨进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大门，在中国文坛驰骋65年。他不仅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也从一个侧面见证了新文学运动的历史。然而，他晚年撰写的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却把截止时间定在1949年，也就是说，他仅仅回忆了前33年的文学历程。
茅盾唯一的儿子韦韬，被他称为“大半生活中始终在我身边的唯一的人”。茅盾去世后，面对社会上许多人对茅盾回忆录只写到1949年的遗憾，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将所知道的爸爸的真实情况奉献给读者。同时，也让大家了解，爸爸在“文革”中的真实生活和心态。
山雨欲来
1949年2月，爸爸来到了和平解放的北平。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总理动员爸爸出任文化部长，爸爸不想做官，就婉言推辞。后来，毛主席又亲自找爸爸谈话，并答应为他找一个得力的助手，爸爸这才答应，而这一干就是15年。
我是1923年出生的，原本还有一个大我两岁的姐姐，但她1945年死于一次医疗事故。解放前，我一直在新闻战线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我先是在南京军事学院工作，1958年调到了位于北京近郊的高等军事学院，妻子陈小曼也复员进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以后的岁月中，我们一直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文革”前夕，国内的政治形势已经很紧张。元旦时，我们带着两个孩子到爸爸妈妈家过节。妈妈把我叫到一边，悄悄地说：“你知道吗，不让你爸爸当文化部长了！”
这事本在意料之中。1964年春夏之交，我们就听说毛主席对文艺工作有两个批示，指责文联各协会不执行党的政策，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和外国死人部。那时，我们已经预感到一场政治风暴正向文艺界袭来，爸爸作为在位15年之久的文化部长“罪责难逃”。
不久，爸爸被免去文化部长职务，改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爸爸从文化部离任后，报刊上就开始了对“中间人物论”的批判，对象是作协常务书记邵荃麟。“中间人物论”是邵荃麟1962年8月在大连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发表的观点，就是说，在强调写英雄人物的同时，也要重视对中间人物的描写，因为矛盾往往会集中在这种人的身上。爸爸参加了那次会议，还发了言，邵荃麟的观点其实就是爸爸的观点。
当报纸开始批判邵荃麟的时候，我们就觉得醉翁之意不在酒，譬如有人问：“中间人物论”究竟是谁最早提出来的？谁是发明者？言外之意，邵荃麟还有后台没有揪出来。
不久，我们又听说电影《林家铺子》被作为毒草批判，这部电影是夏衍根据爸爸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报刊上的批判文章开始涌现，《文艺报》还出版了批判专号。虽然批判的对象是夏衍，但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是冲着爸爸来的。
我们周末去看望爸爸，见到他仍像往日那样，平静地躺在床上看书，看不出有什么情绪上的变化，也不谈外面批判电影《林家铺子》的事，好像这些事从未发生过。我们心里纳闷，只好悄悄地问妈妈。妈妈显得忧心忡忡，小声说：“我觉得大祸要临头了，可是你爸爸不让我乱说，他说他还要观察。”
爸爸的确很沉得住气，一切照旧——宴会、看戏等外事应酬照样参加，每周一次的政协国际问题座谈会也照去不误。在家时，爸爸把每天早晨半小时的打扫卫生列为自己的“必修课”，后来又增加了新的内容：每逢女工休息日或妈妈身体不适，早起为上小学的孙女煮牛奶，晚上则负责封好蜂窝煤炉。对此，爸爸说：“人要经常活动筋骨，老坐着躺着容易僵化。我年轻时就吃了不爱运动的亏，现在老了想改难了，只能做做清洁工作了。”他像一块礁石坚强地面对一切，知道自己应该相信什么、坚持什么。
“何当击凡鸟”
在那些沉默的日子里，从表面看，爸爸对报刊上批判文章的关注，远不及他对孙女小钢的关心。“文革”中，爸爸似乎把注意力都转移到了孙儿和孙女身上。小钢从4岁起就经常被爷爷奶奶接去暂住。她所在的景山学校是实验学校，从小学一二年级起就试点教古文。爸爸发现，小钢的课本中有些内容不适于儿童理解，就另选了一些教她。而且认真地“备课”，把“课文”用毛笔工整地抄下来，装订成册。爸爸究竟给小钢讲了几次课，已不可考，但留下来的“课本”和那详细的注释，却使人感到一种豁达与洒脱，正如毛主席在《水调歌头》中写的那样：“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爸爸曾给小钢讲过杜甫的《画鹰》。其中有一句“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爸爸是这样注解的：
“凡鸟”，小鸟。“毛血”，鹰击凡鸟后，凡鸟的毛血。“平芜”，平旷的野地。这首诗题为《画鹰》，其实另有寓意。鹰，指的是那些有胆量、敢做敢为的人；凡鸟则指一些坏人。诗的大概意思是：敢做敢为的人，跟鹰一样，时候到了，就会飞到空中，搏击那些凡鸟似的坏人。
杜甫写《画鹰》有寓意，爸爸在那个时候选《画鹰》来教孙女，也有他的寓意。“何当击凡鸟”，在爸爸心中，就有那么一只迎风而立、展翅欲飞的雄鹰。这也让我们明白了，在爸爸的心中，忧患和欢乐是与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长路漫漫
妈妈的身体一向不错，但在20世纪50年代时患了高血压，后来又诱发了糖尿病。“文革”开始后的种种遭遇，像一块巨石压在她心头。1969年爸爸莫名其妙地“靠边站”，她的神经再也支持不住，身体突然垮了。
1970年1月29日凌晨，妈妈因肾炎被误诊，未得到有效治疗，不幸逝世，这是爸爸在“文革”中遭受的最沉重打击。因为过度悲痛，爸爸高烧40摄氏度，口吐呓语，时时惊厥，身体异常虚弱。虽然最终转危为安，但这却是爸爸病史中最危险的一次。
妈妈的离去让家里骤然了无生气。爸爸的睡眠开始变得越来越困难，安眠药越服越多，不仅加大了剂量，而且增加了品种，最多时一夜需服药三四次，吃七八粒不同作用的安眠药。有时，爸爸甚至整个上午都昏昏然，走路蹒跚，那是后半夜加服了安眠药，药性还没过去。爸爸还有气喘病，每次爬楼都要歇一两次，再加上头晕腿软，有一次险些从楼上摔下来。
到了晚年，爸爸身体不好，不能多走动，写作一般就在床边的桌前。因为肺气肿引起的气喘日益加剧，他每次写作不能超过两个小时。我们曾劝他到外地疗养，可爸爸总说：“不行，写回忆录不能停，这一大堆的资料要随时查阅，总不能都带走吧，等我写好了再去。”
那些日子，爸爸仍然坚持看书、看报。原本他是靠两大本内部《参考资料》了解国际大事。“靠边站”之后，《参考资料》停送了，这让爸爸大为苦恼。后来，我把自己订的一份《参考消息》转给了爸爸，才得到一些弥补。
1976年10月14日，党中央公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从21日到23日，北京民众连续3天举行庆祝粉碎“四人帮”的游行。爸爸10月初感染风寒，打针、吃药不断。我们劝他在家中看电视转播，不要参加庆祝了，但爸爸执意要去。目睹了天安门广场万众欢腾的场面，他很高兴，当即写下了一首旧体诗《粉碎反党集团“四人帮”》，表达对党中央和华国锋主席的钦佩。
最后的日子
1980年9月，爸爸病重住进了医院。躺在病床上的他，牵挂的依然是祖国的文化事业。当时，有一个设立鲁迅文学奖金的议案送到爸爸那里征求意见，爸爸得到启发。他对我说：“解放后生活安定，你妈妈向来节俭，我也不会花钱，稿费一直存在银行里，现在有多少了？”“有二三十万吧。”“这笔钱我想用来设立一个文学奖。一个单项文学奖的基金，25万元够不够？”我赞成道：“这是一件大好事。25万元是很可观的数目，肯定能够起到繁荣创作的作用。单项奖有小说、诗歌、散文、戏剧……你是写小说的，就设立小说奖吧。”爸爸说：“不，这样范围仍太广，这笔钱一分散就不能起到奖励的作用。这几年，短篇小说有了长足的进展，长篇小说还不够繁荣，我自己是写长篇小说为主的，就捐款设立个长篇小说奖吧。”
爸爸靠在床上，艰难地写了起来。但是，他的手已不听指挥，写的字歪歪扭扭，无法辨认。于是，他口述，我记录，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
耀邦同志暨中共中央：
亲爱的同志们，我自知病将不起，在这最后的时刻，我的心向着你们。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我追求和奋斗了一生，我请求中央在我死后，以党员的标准严格审查我一生的所作所为，功过是非。如蒙追认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这将是我一生最大的荣耀。
接着，爸爸又口述了第二封信：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
亲爱的同志们，为了繁荣长篇小说的创作，我将我的稿费25万元捐献给作协，作为设立一个长篇小说文艺奖金的基金，以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我自知病将不起，我衷心地祝愿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繁荣昌盛。致最崇高的敬礼！
爸爸举起颤巍巍的手，在给党中央的信上签了“沈雁冰”三个字，给作家协会的信上签了“茅盾”二字。他叮嘱道：“信你先收好，等到将来再送。”我明白，爸爸不愿在生前把信送出去，还是为了坚持他那个原则——不愿接受过多的荣誉。爸爸还补充说：“我这是防备万一，也许我还有可能亲自重新写过。”
可谁曾想，这竟是爸爸最终的遗愿，他再也没有机会亲自写过。1981年3月27日，爸爸陷入昏迷，呼吸困难，经抢救无效去世。
爸爸逝世后，我把他给党中央的遗书交给了赶来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同志。第二天，又把爸爸给中国作协书记处的遗书及捐献的25万元存折，交给了作家协会秘书长。
爸爸就这样离开我们走了，走得那么突然，那么仓促。他留下了两封珍贵的遗书，留下了他的作品，也留下了几多遗憾。1981年3月31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爸爸中国共产党党籍。这或许是对这位老人65年文学生涯的最好肯定。我知道自己水平有限，这支秃笔未必能将爸爸的高尚情操和人格完整地表达出来，但我尽力使它接近历史的真实。这就是我所了解的父亲，一位在风雨中沉默而顽强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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