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历史正面和背面的故事
我们无法回避内心唇齿相依的真实情感，就像江河找到源头，落叶回归根脉。
一道海峡无法阻挡两岸大三通的脚步。正如抗战胜利的荣耀和光荣，注定属于每一个为母土流过血洒过泪的英雄和平民民。
他们可能怀有不同的信仰，或埋骨于敌后，或魂断在正面战场。
他们是谁的祖辈和父辈？是谁的儿女？是谁的兄弟姐妹？从南疆到北国，他们是不解历史奥义的小人物，浴血至死，只只是为了简单的两个字———“家国”。
沿着六十五年的历史苍茫，一个声音响彻了这片浸染过无名壮士鲜血的土地：把尊严献给每一个牺牲过的宝贵生命
法治周末记者 邬蕾
8月19日，电影《喋血孤城》的首映现场座无虚席。
银幕上炮声隆隆，光影在人们脸上交织出悲喜难辨的神情。
一段历史在重现的同时再生了。
《喋血孤城》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制作，是继1986年《血战台儿庄》后，内地第二部反映国民党抗日正面战场的影片。从1986年至今，间隔24年。
“越来越多真实的历史摆在眼前，我们知道，抗战时国民党所领导的军队，也曾经是作战和牺牲者的主力。”一名影迷告诉《法治周末》记者。
据调查，观影者对影片的情节、拍摄效果有褒贬不一的评价，但共同的感受都是“尺度更加开放，更能正视历史了”。
时值抗日战争胜利六十五周年，除了全国各地的纪念活动，倡议“要正视国民党正面战场在抗日中的作用”的声音日渐清晰，在民间、史学界和文化界随处可见。
这意味着，更多的人们开始发问：“当年这块土地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谁曾为我们而流血牺牲过？”《喋血孤城》便是在这种大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当历史被还原，逝去的英雄们才能真正得到尊重。
值得庆幸的是，还原历史、直面抗战正面战场的，并不仅有《血战台儿庄》和《喋血孤城》两部作品。
让心沸腾的历史细节
《喋血孤城》里的城讲的是1943年的湖南常德，抗战时期，在这里，驻守的国民党第五十七师八千余“虎贲”将士，与四万日军展开生死对决，留下了一段血泪故事。
尽管本片导演沈东表示，与此部电影的结合纯属“机缘巧合”。在去年8月，他接到了“橄榄枝”———投资方所做的关于常德保卫战的原始剧本。
他当时还犹豫了一下，“剧本很不成熟，而且拍战争片很辛苦”。
然而，沈东作为当代中国新锐导演实力派之一，纵观他的导片史，不难发现《少年英雄》、《惊心动魄》、《枪手》和《太行山上》等爱国主义题材，擅长拍摄军事题材的他与这部重现历史的影片冥冥中似乎注定了某种缘分。
从他文质彬彬的外表来看，很难把他和军事电影这么“爷们儿”的感觉联系在一起。而沈东粗犷豪迈的一面恰在于此———在了解追踪这段历史后，他的心突然“一下子沸腾了”。
这段悲壮而不为多数人所知“纯爷们儿”的故事燃起了他创作的冲动。
为了论证历史事实，并丰富电影情节，他与一批专家专程来到常德，在常德市博物馆、常德公墓、河山镇等相关地点进行考察，与当地的一些专家、老人座谈。
那是沈东第一次去常德，“很美，景色宜人，是南方的宜居城市，在这里却产生了悲壮的历史”。
令他感觉诧异的是，尽管当地政府对这段历史有刻碑铭记，也有定期的悼念活动，但当地人基本都对这段历史一无所知。
这使他尽快拍出这段历史的欲望更加强烈。“希望通过影片能帮助人们重拾被遗忘的历史，对当今的人们有所帮助”。
沈东立志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拍出剧情符合现代人审美需求和电影特性的电影，用全新形式去重现历史。“注重节奏、视听震撼和紧凑，不拖泥带水，不喊口号”。
关于电影如何塑造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形象，沈东一语破的：“抗日是中国的全民抗战，没有必要区分国共两党。面对敌人，我们是一家人！”
提到这段历史，不得不提著名的鸳鸯蝴蝶派才子张恨水，他的《虎贲万岁》作于1945年，是第一部直接描写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著名战役———常德保卫战的长篇小说，也是中国第一部现代战史小说。
《虎贲万岁》除了虚构的个别人物外，基本上都是真人真事。故事原型感动了张恨水，也在当时引起了极大轰动效应，至今有史可查。
虽然沈东表示：“《喋血孤城》不是根据《虎贲万岁》改编的，没有直接联系。”对于逐渐接近历史真相的人们来说，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历史本身。
日渐清晰的历史面貌
比起在荧幕上震撼重现战争细节的沈东，《潇湘晨报》记者邹容和她的同事们所做的是另一番努力。
“战后重新长起茂密草木，树林里偶尔闪出几个放牛的孩子，十八处抗战遗址上有标志性说明，但孩子们不知道脚底下的土地曾浸透鲜血”。
亲自站在松山战役遗址上，邹容这才知道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中“南天门之战”的原型就是这里。
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邹容和报社摄影记者周志刚接受报社的委托，寻访湖南抗日旧战场，作第一手田野调查。
“湖南在抗战中是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战场，这段历史没有在大众媒体上作过集中、系统化的报道。在抗战胜利60周年的结点上，我们想进行梳理。”邹容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二人走访了南岳忠烈祠、岳麓山、长沙、常德、衡阳、张家山、芷江以及云南等地，考察了抗战八年间及其后几十年间，围绕着国民政府正面抗战而发生的各种史实现场。
在走访的各处，除了个别年龄大的人，当地居民基本都不知道自己生活的土地上曾发生的事。
“我有好几个在湖南大学教书的朋友都说，他们之前不知道岳麓山是抗日旧战场”。
邹容是长沙人，在她高中的校园后山，有一块完整的抗战将士病亡纪念碑，周围被草覆盖了。在做调查时，她发现了这块碑，而对于碑的来历，连她高中的历史老师都毫无概念。“我在做这个选题之前，对这段历史，脑子中一片空白”。
做这个报道的初衷，也是邹容和其他同事共同期待的———让人们看后说：“哦，原来湖南当时是这样的。”
这组报道命名为《这是湖南。1937年—1945年。》专题，在当年的《潇湘晨报》“湖湘地理”专版连载。
后来在2009年被集结成书：《发现另一个湖南》。但湖南科技出版社对国民党老兵及其后裔的人生际遇等内容作了删节。
“残存下来的抗战老兵，现在具体的生活状况、心灵状况如何，用什么角度去表述和描述，这是出版社非常谨慎的。当知道他们对这部分内容的删改意见后，我很沮丧，因为我明白我们所做的这些内容相对于历史事件本身而言，仅仅是一点皮毛”。
因为被领导提醒“若当时出版不了，三到五年都不可能在湖南出”。邹容作了妥协，《发现另一个湖南》首发一个系列：《溯水行》、《边界线》和《抗战记》。其中《抗战记》的首印销量最差，“卖了不到500本”。
销量低加之被删节，沮丧的邹容找到了在北京的《读库》，重新发表未删节版。“《读库》的宗旨和我们写文章想表达的宗旨一致。”果真，主编张立宪对《抗战记》进行了全文发表，就是在《读库0903》上刊发的《这是湖南。1937年—1945年。》。
“邹容把书稿给我，问我有没有兴趣。我看后感觉非常好。”张立宪开始着手编辑这组稿子，情绪激动的不只他一人，“稿子编完后，几个审校，在校对过程中哭了好几次。”他告诉《法治周末》记者。
做湖南抗战的报道至今已经走过了五个年头。邹容说，战争本身的惨烈和残酷已经发生了，就像林徽因的诗，“是时代的要求”，牺牲是在当时不得已的、唯一能够“简单、壮烈地给予”。
令她真正无法释怀的是“时间跨度并不那么久远的惨烈历史的本来面目基本处于被屏蔽、误读的状态”。
“而后来者，就是我们这些人，可以在这样整体的失语、扭曲状态中被无知无觉。”她说。
最触动邹容的还是抗战残存下的国民党老兵，“一个国家对待老兵的态度就是它对待历史的态度，对待历史的态度也是它对待未来的态度”。
周志刚说，“很多人疑问：抗日战争到底是谁打下来的？怎么打下来的？做完这个选题，我明白了”。
邹容说：“我们没有刻意区分国共两党，抗日是全民的抗战。不过调查所得和我们在历史教科书中所知的国民党形象是有差异的。”
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时候，国共之间关系已经比较开放，很多人在谈国民党正面战场，《潇湘晨报》作连载时没有受到任何方面的干预。邹容坚信：尺度把握会慢慢放开。历史会越来越清晰。
拂去尘埃的历史求真
伴随着尝试拂去历史尘埃的声响，一些真相正在呈现。
年过七旬的曾景忠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担任《抗日战争研究》杂志主编。
在向《法治周末》记者简单梳理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关系的同时，他也将抗日战争史学界一些观点的变化提了出来。
从抗战初期的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中期的根据地扩大，摩擦升级，再到中后期的矛盾激化，国共关系随着力量对比的改变发生了很大变化。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双方虽然签订了《双十协定》，但不久，国共内战还是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因此，从抗日战争后期开始，对国民政府军在抗战中的作用，历史研究的调子基本被定了下来。
1949年后，毛泽东选集、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等著作中都说：在抗战初期，国民政府进行了一些抗战，而武汉失守后，就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此后，大陆所有的历史著作都遵循了这个基调。
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在“实事求是”方针指导下，中国大陆史学界开始研究中华民国史、国民政府和抗日战争时期的正面战场，对国民党政府在抗战中的态度和作用开始向实事求是的方向迈进。
1985年，军事博物馆的抗日战争馆，增加了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的内容，以前只有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战场的抗战。
抗日战争史学界逐步进行肯定———不仅在抗战初期，而且在武汉失守后，国民党都是坚持抗日的。
1939年冬天，国民政府军还发动了一次“冬季攻势”。武汉失守后，除南昌、宜昌、晋南在日本进攻下失守，其他地方的每次会战，国民党开始退守，但后来即行反攻，最终都收复了失地。1944年豫湘桂丢失国土，根本原因还是敌强我弱，国民政府军基层官兵抗日还是积极的。
2005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胡锦涛主席在报告中，也肯定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各自领导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都作出了贡献。
曾景忠说，日本战史资料中，也明确记载：日本侵华战争的主要障碍是国民政府，中国军队的抗战意志始终没有削弱。
在今年5月，为纪念近代史研究所成立60周年举办的第三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有学者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抗战史学界对国民党政府在抗战中后期相关表现的观点正在逐步修正，并指出：应对抗日战争中，国民政府的作用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而今，抗日战争史学界比起30年前的研究认识大为进步，逐步趋于实事求是的本质。言论氛围也日渐宽松。
曾景忠说，抗战史学界的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多半还限于在史学界发表。他希望报纸、杂志和出版社一起关注新进展和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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