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August 16, 2010

樊建川:立馆留史才能印汉奸丑态

  你了解抗战吗

  编者按

  抗战胜利65年,还有多少关于这场伟大战争的故事和细节不为我们所了解?

  时光悠悠,当年20岁的青年如今都已是年过八十的老人,谁还能以亲历者的角色讲述那些惊心动魄的战斗?

  在拯救抗战史的同时,权威党史研究者亦强调,抗战史正在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深化和拓展时期。在不同身份研究者、爱好者的努力下,铁马秋风已不只是抗战史的全部。

  本组报道介绍了不同群体为恢复抗战历史而做的努力。无论如何,对于这样一段历史,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责任。 

  樊建川:立馆留史才能印汉奸丑态

  一些人对于“汉奸”问题所持的某种暧昧态度,近些年来表现为给一些主要代表人物“翻案”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芳 | 成都报道

  1940年,南京人桂公衡于日伪政权“南京维新政府”组织的县长训练所毕业。班上同学们将到各地出任伪政府县级官职。临别之时,即将踏上仕途的踌躇满志与要成为“汉奸”的道德重负交织,不免个个满腹感慨。

  国家临受大难,江山破碎如梦,而将己身托付日寇,求余生荣华富贵。很难想象他们当时的想法,为什么来,又做什么去?他们对于找到这条“出路”是何心态?庆幸、向往?苦闷、挣扎?抑或抱着一种虚无态度但求今日安乐?

  桂公衡拿出一本留言册,请同学们题写书法赠言。大家都有一肚子话,字越写越多,最后他不得不将许多张纸粘起来,结成长长十余尺。

  留言里,有人直奔主题:“祝君前途官运亨通!”

  有人加以粉饰:“望吾兄抱公仆之精神,为国家民族求出路。”

  有人在中华文明的古老智慧中寻求慰藉,并企望以此说服同辈:“希洞悉情由之根源,知于理会,悟于心机,超脱利害,不为成见所囿,不为古义所羁,而能自拔于天地之间。”

  也有人看似满腔救国热情,慷慨陈词梁启超《爱国歌》第一章:“君不见,地球万国户口谁最多?四百兆众吾种族。结我团体,振我精神,二十世纪新世界,雄飞宇内畴与伦。可爱哉!我国民。可爱哉!我国民。”

  还有人奋笔疾书岳飞抵御外族侵略的名篇《满江红》:“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对于已经要在日伪政权“从业谋职”的人来说,笔诵《满江红》究竟是什么心情呢?

  正在建设的“汉奸丑态馆”

  “我一直想弄明白,一个人为什么会当汉奸。如果说杀人、抢劫、强奸,还是可以分析的罪行,那么背叛是难以理解的。尤其是背叛延续几千年的民族文化,比任何罪名都不能饶恕。”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上世纪90年代,他在文物市场上发现了桂公衡的书法留言册,后面还附着新中国清查汉奸的调查登记表,立时花4000块买下。

  “贵了,但无法可施。”樊建川说,“这是难得之汉奸之相。他们心中也有压抑,感到无出路。”

  自从70年代末搞文物收藏以来,樊建川一直刻意留心与“汉奸”相关的东西。他手中的藏品越来越丰富:日制《国民政府组织系统职员表》、《支那新中央政府一览》,基本等同于中国高等“汉奸”的花名册;日伪政权发行的宣传画,“普天同庆”、“向完成大东亚战之路迈进!”、“美女要嫁满洲国军人!”;伪政府时期的良民证、结婚证、毕业证,伪蒙政权上标注“成吉思汗元年”的地契;大汉奸们在新中国成立后被判罪的卷宗⋯⋯

  “这些实物和文献能如实展示那段历史,既有他们协助日军犯下的滔天罪恶,比如参与扫荡、搞经济掠夺、实行沦陷区的统治和文化宣传,又不回避他们客观上在社会管理、教育、市容上的一些作为。”樊建川打算建设一个“汉奸丑态馆”,全面梳理“汉奸”历史,这是他多年的心愿。

  此前,他已凭一己之力,在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打造起一个占地五百亩的博物馆群:建川博物馆聚落,展出其近30年来收藏的200余万件藏品。其中“抗战”系列就有国民党正面战场馆、川军抗战馆、援华美军馆、抗日俘虏馆等,皆为国内首个以此为内容的博物馆。

  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建川实业集团董事长,主营房地产,年利润5000万元左右。但博物馆事业是一个不断扩张的“无底洞”,不断新建的分馆和购买藏品几乎耗尽了他的全部积蓄,其间他甚至卖掉了价值4000万元的总部大楼。

  1957年,樊建川出生于四川宜宾。他曾参军、在重庆三医大任教,1987年转业到宜宾市地委政策研究室。1991年,他出任宜宾市常务副市长,两年后辞职,后来创办“建川房屋开发有限公司”

  2005年,建川博物馆开门迎客。工作人员说:“我们的解说员现在一看到建新馆就头大,不知道又要多记住多少东西。一开始只有15个馆,后来樊总收藏的东西多了,要扩展到25个,现在又想要翻倍,还准备梳理百年史,从民国开始到现在⋯⋯”

  “父亲在世时,常说:‘当兵有什么,一条命,一个背包。命是拿来拼的,背包甩了就是了。’听父亲的话,战士般的建馆,能建多少是多少,扳命都建不动了,才能算是阵亡。无论多少个馆,就是一个背包,甩了。”樊建川近日在新浪微博(http://t.sina.com.cn)上写道。

  汉奸馆与侵华日军馆便是新规划中的重要项目。这两个馆后来被规划入同一个建筑内,“上面是日军馆,下面是汉奸馆,寓意很清楚,正是靠这些伪政权、伪军的支持,日本军队才能在中国横行这么久。”樊建川说。

  如今,这栋上下两层的建筑正在馆区内动工,预计年内建成,明年开馆。

  什么是“汉奸”?

  《辞海》中这样定义汉奸:原指背叛汉族的人,后泛指背叛自己民族的人,和敌人合作出卖民族利益的那一类人。而陈嘉庚在早年有一个更简单的判断:凡在敌寇未退出国土以前任何人谈和平条件者当以汉奸国贼论。

  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进行审判,曾以“汉奸罪”论处一部分人;解放后新中国也曾处理一些人。但“汉奸罪”的定义有时候有些暧昧,具体到每一个个人,如何判定他的罪过也成了充满主观性和复杂性交织的难解之题。

  在樊建川看来,“汉奸”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身上负有血债的。由于这些人的存在,导致中国军队受挫、抗日爱国人士牺牲,比如“汉奸”头子、便衣队特务、密探等等,这些是非常明确的“汉奸”“败类”。

  第二,在伪政府政权中做到一定级别的。他们可能没有直接犯下血债,但“毕竟在大部分人家破人亡的时候享受着声色犬马的生活,作威作福多年,说他们是汉奸也绝不冤枉”。

  第三,侵略军的合作者,下层官员、军人,比如基层警察、保安队长等,可算“胁从”。“他们不像前两种明确是国家、民族的敌人,相对灰色一些,也是为数最多的一批。可能是卖国求荣,但也可能就是为谋生。”

  还有一类,即沦陷区的一些民众,在伪政权通知下修路、巡夜、跑腿,连胁从也算不上。樊建川认为对这部分人可以不必划在汉奸之列。

  “国民政府和新中国政府基本都是依据两项来判定:职务级别和影响力。”樊建川阐释说,比如周作人、胡兰成,没有做过特别实质性工作,没有亲自犯下人命案,但是他们“拥有强大的文化影响力,让人们以为原来背叛民族也是很清高的,很有文化的。这种影响更糟,它某种程度上唤起更多背叛者” 。

  抗战末期,国共两党军队加起来应有800万之众,而日军仅有130万。战争之所以迟迟不能结束,100万伪军以及数量众多的伪公务员和伪警察起了恶劣作用。

  为什么中国会出这么多的汉奸?

  国内也尚未有相关研究结论,尽管关于汉奸头目的描摹和史料诸多,却罕有人对这个群体进行整体研究。

  之所以这段历史研究成为空白,樊建川认为其中牵涉许多复杂的问题。

  “谁是中国的汉奸研究专家?没有!如果非要找,大概就是我了。”樊建川自信一笑。

  2008年12月,樊建川应国民党之邀前往台北参观访问时,和连战聊起“汉奸”话题颇有共鸣。连战特别提到,台湾今日的许多事情与日本殖民统治形成的“皇民化”思想有关系。

  从没有“汉奸”后代主动上门

  一些人对于“汉奸”问题有时候所持的某些暧昧态度,近些年来表现为给一些主要代表人物“翻案”。流行的观点认为应以个人生存为最重要需求,从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出发,则“汉奸”的选择也不那么不可饶恕。对此,樊建川表示无法赞同:“你为个人的生命考虑,但是以更多人的生命为代价。这已经超越了底限。”

  事实上,樊建川在收藏文物的过程中感受到,尽管人们口头上逐渐放松了对于忠义观念的要求,但内心里还是深埋着与之相关的荣辱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办博物馆这么多年,不知道多少八路军、新四军、国民党,甚至战俘、劳工本人或后人来找我,要给我提供资料,捐献实物,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来找我说:‘我爸爸是汪精卫的团长’‘我舅舅是陈公博的秘书’。”

  即将于“汉奸馆”里展出的近八千件文物,没有一件是樊建川从“汉奸”后人中直接买下的。它们要么来源于文物市场,要么收购自日本的资料馆或旧货市场。

  “参加过淞沪会战、台儿庄战役的国民党兵,不管在‘文革’时怎么被批斗,也觉得自己是在为民族而战,千方百计都要把当时的抗战奖章、中正剑保存下来。但是伪政权、伪军的人呢,首先在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政府时代就得自我销毁证据,新中国之后更要销毁,等于经历了双重销毁。”樊建川感慨,作为一心想要建专门博物馆的收藏者,这无疑给他的工作增加了难度。

  此外,民间看到的宝贝容易得,而进入大拍卖行的东西则令他望尘莫及。汪精卫、郑孝胥、胡兰成的字画、给日本人的信札,在嘉德拍卖行等拍卖中,一件可以卖到几十万,樊建川很难支付如此高的费用,“我真是不明白为什么‘汉奸’的字会这么受人追捧,这些收藏家买来做什么呢?原本都是应该进入‘汉奸馆’的罪证啊!看得人觉得心酸。”

  如今,溥仪为首的东北伪满政权、“汉奸”王克敏为首的伪华北政府、梁弘志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汪精卫的南京国民政府,樊建川都已寻找到翔实的文献和实物资料。但持续时间较短、影响力较小的内蒙德王伪蒙政权和冀东自治政权两部分仍然匮乏,这几乎成了樊建川久放不下的两块心病。

  他寄望建立“汉奸馆”能引发人们对这个话题的更多关注和思考,并借此平台吸引更多有识见、有历史责任感的人主动找来,提供更多历史资料。

  他又决定不管有怎样的争议,还是要把名字确定为“汉奸丑态馆”,以此表明自己的态度。并想好到时要在出口处树个牌子,在诸多物证展览之后警示人心:不做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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