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传涛
盖茨与巴菲特将来到中国，与50名中国富豪共赴一场“慈善晚宴”。知情人介绍，接到邀请后，很多受邀富豪都会反复确认是否会在晚宴上被“劝捐”，甚至有一小部分人因此拒绝参加晚宴。为了排除误解，盖茨和巴菲特将会尽快发来亲笔信，说明此次活动只为结交朋友、寻找伙伴，不会给中国富豪们带来压力。（9月5日《新京报》）
“在巨富中死去太可耻”——盖茨与巴菲特的理念，在基尼系数超过0.47的我国比较受欢迎。然而，我国富翁们对慈善事业有天然的免疫力，即便有些人热衷跑公益，可还是能时不时地被爆出“诈捐”的新闻。盖茨与巴菲特即便有超强的领导魅力，遇到中国富豪心里的超强排外力，还得事先写亲笔信并说明不是为“劝捐”的方式来拉人，要不然，“巴比行动”还真不受中国富豪待见。
这让我想起了去年在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研讨会上传出来的一句名言：“在中国行善不容易。”这不是某位专家学者的名言，而是与会现场的共鸣之声与结论之语。问题就来了，中国富豪为什么怕“劝捐”，为什么怕做慈善？
其一、“被捐款”不止。稍不留神，我们就会发现工资卡里少了几百元钱，问了财务才知道是“被捐款”了。虽然你未必知道捐给了谁，为什么要捐，但与某些特殊的“被捐款”事件来说，这还算幸运的——若是权力一发疯，还可让全体市民集体捐款。去年8月，荥阳市就有“全民慈善”——无论你是贫是富，都要捐款。个人的慈善之心，在权力的挥霍中消失殆尽了。
其二、没有让人放心的慈善体制。做慈善并不难，难的是慈善的分配体制要公开透明，足够阳光。报道称，汶川地震后，河南省委省政府对安阳县工商业联合会所募捐款进行了审计，发现主要负责人涉嫌将27.11万元捐赠资金以权谋私问题。还有，慈善家余彭年，曾为某地捐赠了10辆进口三菱救护车，然而两年之后，本该用于急救病人的车成了某些领导的专用车。慈善物资屡屡被中饱私囊，即使是真心热爱慈善的人，又如何面对这残酷的现实呢？
其三、低调是为富的流行观念。在我国的富豪中，不排除有利用坑蒙拐骗手段发财致富的，捐款多了意味着“曝富”。现在也正值“人肉搜索”流行时代，一不小心可能上榜，所以“慈善须谨慎，捐款怕伤身”。为了自己与关系网的安全，还是低调一点更好。
归为一言，反思中国富豪“富而不仁”的原因不能按着富豪们的个人道德水准不放，相反，更应反思我国有没有做慈善的土壤。土壤不在，即便有善心，也会因为受到环境的刺激而夭折。只要有好的体制，即便暂时没有善心，也会一步一步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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