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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3月14日晚，律师曹祖蕃位于白下路的住宅里，聚满了记者。他们汇集到这里，只为关注一个轰动全国乃至国际的案子：故宫盗宝案。江宁地方法院从1934年10月就开始审理此案。明天，也就是3月15日，法院将会再次开庭调查相关案情。作为涉案被告刘光锷的辩护律师，曹祖蕃家里来了许多记者，他们是来打听案件最新进展。然而，让记者们没有料到的是，此次一见，竟是永别：第二天，在庭审过程中，曹祖蕃竟然当庭突发脑溢血身亡……
□本版主笔 快报记者 张荣
被告辩护律师
法庭脑溢血暴亡
1935年3月15日上午十点，江宁地方法院检察处就故宫盗宝案开调查庭调查。被告刘光锷的辩护律师曹祖蕃也出现在法庭上。调查开始不久，围绕盗宝案的相关问题，曹祖蕃和法庭的意见分歧较大，法庭认为被告侵占并调换部分国宝，曹祖蕃则认为法庭调查不够，案件不清，正说着，突然，他双目紧闭，软软地倒卧在律师席上，不能言语更不能动弹。发现有异后，法庭立即中止了调查，并第一时间通知了法院的医官到场。经诊断，曹律师是脑充血，也就是医学上所说的脑溢血。尽管医官采取了注射强心针等种种措施，曹祖蕃律师还是因为病情凶猛，在法庭上殉职。
由于此案审理时，记者们被拒绝入内，见突然休庭，就已知庭内定是突发情况。一会儿之后，就看到有人用担架抬着曹祖蕃律师出来，并得知他已逝世，无不震惊。就在前一天晚上，记者们还围坐在他身边，向他探寻故宫盗宝案的内容。当时曹律师态度和蔼，一一回答，毫无架子。没想到，这会儿，竟会天人相隔。
记者们赶紧到处打听法庭内刚刚发生了何事。一位在法庭工作多年且事发时在现场的老职员，描述了当时情况。他感慨地说，这种律师在法庭上殉职的事，是江宁地方法院成立以来第一回。
第二天，《中央日报》即以《故宫盗宝案昨开调查庭 辩护律师曹祖蕃当庭暴卒 经法医诊断系患脑充血症》为题，对此事进行了报道。
那么，导致曹律师在法庭之上突发脑溢血的原因是什么呢？
身体原本就不好不久前曾患心脏麻痹症
根据《中央日报》记载，在接手故宫盗宝案之前，曹祖蕃的身体一直就不太好。
“曹祖蕃毕业于东京法专，在国内司法界服务了几十年，去世时他正以律师为业，同时兼任中央大学法学院法律系主任及法官训练所教授。”南大法学院博士李文军告诉记者，曹祖蕃法理精熟，曾受理了中央医院外科室主任沈克非医患案，受到民国首都南京律师界的推崇。在沈克非案子中，一位患者因自己没有遵照医嘱致使手术后恢复不佳，而将责任推到主刀医生沈克非身上。因为此患者经济实力雄厚，且颇有背景，致使很多律师不敢接手此案。当沈克非找到曹祖蕃后，他二话不说便接下案子，利用精熟的法理，为沈克非讨回了公道。
自故宫盗宝案出现以来，因为职业的敏感，曹祖蕃也一直在关注此案进程。1934年10月，江宁地方法院受理此案，曹祖蕃成为被告刘光锷的辩护律师。
但曹祖蕃的身体一直不好，1934年，60岁的他因此辞去了最高法院推事的职务。
在这次庭审之前的某个晚上，曹祖蕃正在审阅故宫盗宝案的卷宗，突然心脏麻痹，晕厥过去。医生让他减少操劳，以休养为主，但他不忍因自己的病情妨碍当事人的法权，遂决定抱病出庭。
“我认为，抱病出庭身体有恙并不是导致他脑溢血的直接原因，”陕西师大张翰林老教授认为，曹祖蕃猝死法庭，是和他个人的身体状况有关，“可能是因为准备第二天上庭，14日晚上没有好好休息的缘故。原本身体就不好，还缺少休息，再加上为自己的代理人费心费力，这都成为他猝死的因素。”
那么，曹祖蕃的当事人刘光锷在故宫盗宝案中究竟是何角色，上庭前的那个晚上，曹祖蕃是如何度过的？
为案件耗尽心力当事人是官场斗争的替罪羊
“曹祖蕃的当事人刘光锷，不过是故宫博物院普通的小职员。他获罪纯属子虚乌有。”张教授告诉记者，上世纪三十年代，因日本入侵，故宫博物院决定将宝物南迁。一次，博物院职员刘光锷和萧襄沛在给宝物装箱时，因为一件凤冠太大，装不进去，他们就自作主张，在同事的监督下，将凤冠上的明珠都摘了下来，并装入箱内，连同其他的宝物一起封顶。这本来不算一回事，但是，对于一个人来说，却是一根“救命稻草”。
“这个人就是张继。”张继是谁？“张继是国民党元老级的人物，当时是司法院副院长。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惧内，也就是怕老婆。而整个所谓的故宫盗宝案，就是他老婆崔振华挑起的。”
事情的经过这样的。
故宫博物院自成立以来，经费一直都很紧张，为了弥补开支，院长易培基同意了几位理事提出的处置故宫无关物品的建议。这些物品包括茶叶、药材、绸缎、皮货、残废金质器皿等物。张继的夫人崔振华一次来看皮货时，被不知情的警卫拦在门外，受了委屈。崔见到博物院秘书长、易培基女婿李宗侗时就抱怨了几句，结果反遭到了李的讥讽，一气之下，崔振华就让丈夫张继向易培基告状。易培基素知崔振华是个泼妇，又素知张继惧内，况且他自己与女婿一样不知世事深浅，所以他一不处分李宗侗，二不敷衍崔的面子。崔振华张继气愤难平，于是向博物院职员搜集易、李的材料，于1933年5月，向北平地方法院控告易培基舞弊，故宫盗宝案由此开始。可事实上，故宫盗宝案也是子虚乌有，查了一年多，检察方也找不到易培基、李宗侗一丁点盗宝证据，无法结案，这实在有损张继的威信。正在张继无计可施之时，发生了刘光锷和萧襄沛私拆凤冠一事，于是，故宫盗宝案又起波澜。
张继指使人在报上大肆宣传，说刘萧二人是由易培基指使盗宝的，实际上易培基根本不认识刘萧为何人。可怜无辜的小职员，做了黑暗官场的替罪羊。
一直关注此案进展的曹祖蕃当然知道刘光锷是牺牲品。按照他职业的修养和耿直的个性，他一定会竭力还当事人公道。但如何才能做到这点，对于曹祖蕃来说，真是件耗尽心力的事情，毫无疑问，上庭前的那个晚上，曹祖蕃一定在耗心耗力地研究案情无法成眠。
而第二天法庭上的激辩，渐渐显露的内幕，更是给他致命一击。
激辩致血压上升极度不满法庭已定好案件走向
就在3月14日晚接受记者采访时，曹祖蕃还笑言，细节待到第二天开庭时就能见分晓了。谁料，开庭时，法庭拒绝记者旁听，对于办案经验丰富的律师曹祖蕃而言，这无疑是个信号：有不能为外界所知的猫腻。其实，故宫盗宝案的真相究竟是什么，从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和司法院副院长张继之间持续的斗法就能让人了然于胸。但越是这样，其细节越让人关注。谁的后台大，谁就占上风。从易培基、李宗侗等人未到庭来看，法庭也没掌握易培基盗宝的真凭实据，如何才能逼迫其就范，其审判细节就甚为关键。
这让一辈子从事司法业务的曹祖蕃心情沉重并且愤怒。
在庭审中，时任故宫博物院科员董寅复，驻故宫警长鲁兆耀，出庭作证。刘、萧将凤冠装箱时他二人都在现场，可他二人在法庭上竟捏造事实，而法庭竟然采纳。“曹祖蕃当场与法庭激辩，至于内容，已无处可循，但我们完全可以进行合理想象，他是如何找出漏洞进行驳斥的。然而，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长郑烈以张继为后台，法庭早已给案件设好调调，怎能因一介律师之言而改变走向呢？”张教授说。
法庭的作为，让曹祖蕃气愤至极并导致血压上升，当场倒卧在律师席上。法庭上下当即慌了手脚，庭长立即差人去找医官前来诊治，待医官气喘吁吁赶来时，已回天乏术。
法庭误救治时机医官到现场时黄金时间已过
“脑充血，医学上称脑溢血，它起病急骤、病情凶险、死亡率非常高，是急性脑血管病中最严重的一种。”南京军区总院的王医生告诉记者，相比较而言，脑充血一般起病较急，发病时间只有数分钟或数小时，但脑充血还是有其逐步发展演变的过程。在起病初期会或多或少表现出一些异常情况，即出现一些有预兆的前驱表现。
“曹祖蕃出事前的心脏痹麻症就是先兆。”先兆症状出现后的两个月内最为危险。一旦出现这些先兆表现，就预示着脑充血即将发生，或已是脑充血的前驱阶段。“患者发生脑溢血后，在场的人应立即对其进行紧急救护，时间越早越好，首先就要让患者平卧，并将其头偏向一侧，以防痰液、呕吐物吸入气管。而根据《中央日报》，曹祖蕃发病时是倒卧在律师席上，到法庭医官来现场之前，时间不会短，按正常估算，差人去喊，准备东西，再到现场，也会在20分钟左右。而这期间，无人敢动曹律师，他就一直保持倒卧姿势，就这黄金的20分钟，已经将其推向死亡的边缘。这期间，患者完全可能因舌根下坠，堵住气管而丧命。”
替罪羊坐牢
案件不了了之
尽管曹祖蕃律师于法庭上殉职，但案子还是继续审理下去。当天下午五点，法庭再次开庭调查，记者仍然被拒绝旁听。根据被牵涉进故宫盗宝案中的吴瀛在《故宫尘梦录》中回忆，最后，刘光锷仍然因此坐了几年牢。1937年9月底，江宁地方法院再次对易培基、李宗侗、吴瀛3人提起公诉，数天后，易培基因积郁成疾病逝。不久，国民政府各部门纷纷西迁，就顾不上故宫盗宝案了。
1947年12月15日，张继病逝，1948年1月9日，《南京人报》登出了一条短小新闻：“李宗侗、吴瀛免诉，易培基部分不予受理。”故宫盗宝案就以报纸上这一简短消息草草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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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培基避居上海
被诬逃往国外
故宫盗宝案开审后，李宗侗眼见司法、检察沆瀣一气，知道无法抗衡，遂建议易培基辞去院长职务，自己同时辞去秘书长一职。他认为，张继的目的无非是搞垮自己和易培基，只要一辞职，便可相安无事。易培基采纳了女婿的意见，辞去故宫博物院院长职务，携家南下，到上海养病。
谁料张崔并不罢手，一面让法院通缉易培基、李宗侗，一面在报纸上造谣“李、易已逃往外国”。易培基自知不是张的对手，虽然也曾具呈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行政院司法行政部，反诉张继夫人崔振华与最高法院检察长郑烈“贿买人证，蓄意构陷”，要求将郑暂时停职，与崔同至法院对质；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张静江等也为易培基案致函行政院长汪精卫，但无济于事。
易培基因此抑郁成疾，1937年10月，在上海病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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