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August 18, 2010

苏州通安镇动迁户怀疑贪腐劫持镇委书记

  苏州“通安事件”善后

  本刊记者 陈统奎  发自苏州

  “通安事件”表明,人们对政府官员腐败深恶痛绝,每个利益相关者心里仿佛都放着一条条干柴,随时可能被点燃,历史账并不会一笔勾销。“强政府”在创造发达地区落后乡镇迅速崛起的经验之时,处理不当,也会埋下日后官民冲突的隐患。

  “通安事件”刺痛了苏州。

  从7月14日起一个多星期,苏州市虎丘区(高新区)通安镇爆发动迁户群体性事件,村民们向镇委镇政府领导索要“被克扣的”动迁补偿款遭拒,怒砸镇政府,挟持镇委书记王军,并走上马路,封堵312国道。集聚人数飙升过万,群众与防暴警察发生言语和肢体冲突,部分群众被打伤,4名起哄的安徽籍青年民工被抓。21日,虎丘区政府紧急宣布通安镇暂停动迁,镇党委书记王军和镇长孟晓瑜就地免职,安抚民心。

  岂料,“通安事件”引发连锁效应,通安镇领导被撤职似乎“鼓励”了数个邻镇动迁户,21日当晚,一场大雨过后,浒墅关镇数千名村民聚集浒墅关镇政府门口,防暴警察紧急赶到现场,以人墙方式封锁和护卫镇政府。对峙期间,警民再次发生冲突,导致数人受伤。随后聚集群众被驱散。当晚,通安镇华金路至312国道路段再次聚集近万名群众,警方吸取前车之鉴,静观其变,过了晚上10点,聚集群众慢慢散去,平静收场。其间,东渚镇亦出现数千群众聚集的现象。

  7月28日,苏州市委宣布,“报省委同意”,苏州高新区党工委书记、虎丘区委书记王竹鸣就地免职。苏州市委问责“通安事件”动真格了。“通安事件”因征地补偿款引发,浅层原因是当地村民对征地拆迁过程滋生的腐败问题的痛恨,深层原因是“动迁与富民并进”诺言兑现迟缓,动迁户还在艰难探寻新的谋生路,干部们却早已先富起来,“好几套房,开好车”。如此这般,心理就不平衡了,民怨沸腾只待导火线。

  本质上,“通安事件”呈现的是失地农民面临的生存危机。

  反思“苏州快”

  王竹鸣是在苏州高新区“二次创业”的转折点上任的。

  苏州高新区是1992年获得国家批准的,2002年是十年大庆。此时,世界500强企业中的30家落户高新区,吸引外资总额达70亿美元,投资回报率高居全国53个高新区榜首。然而,首期开发的52平方公里的土地已基本用尽,下一步发展的空间在哪里?当年9月,苏州市把虎丘区与高新区合并,疗治高新区的“土地饥渴症”。“通安事件”爆发地通安镇原是苏州最落后的乡镇之一,区划调整后,12.5平方公里“通安产业园”被规划为高新区新的经济增长点所在地,“从此,这片神奇的土地融入了工业化、城市化开发建设的大潮,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已成为中外客商投资兴业的热土”。

  为了整理出工业化用地,王竹鸣推行“工业向园区集中,住宅向社区集中,农民向城区集中”政策,在通安镇建立大规模的动迁安置小区。“苏南模式”被概括为“三为主、两协调、一共同、一强力”,其中“一强力”,是指地方政府是强政府,在地方政府的强力推动作用下推进工业化。苏州高新区“二次创业”其实就是强政府和大资本的结合,镇一级政府都体现出强有力的行政推动力。

  “强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妙处很明显。以浒墅关镇为例。从2002年到2009年7年中,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7倍,工业产值和工业销售产值都增长了8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34倍,地方一般财政收入增长了14倍多,新增注册资本增长了70倍,简直是一种“奇迹”。“浒墅关模式”被江苏省委党校两位研究者称为“发达地区落后乡镇迅速崛起的经验”。

  “强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中也可圈可点。苏州高新区拆迁农户全部住上新房,幼儿园、小学、商店、公交、市政公用等公共设施建设配套齐全。征地失地农民享受到社保、医保和养老保险及社会救济金。动迁户户均安置新房面积达180多平方米,使之有一套住房供出租,以增加农民收入。政府还对有劳动能力的青壮年农民,每年进行有组织的职业培训……可是,为什么动迁户还要闹,而且大闹特闹?关键是政府包办一切,动迁户始终处于被动地位,不管政府给予多少,给予多好,百姓总有指摘,总有不满。

  “强政府”是一枚硬币,它体现给百姓的一面是“强官员”,在动拆迁过程中老百姓处处碰见“霸气霸道”的面孔,使得镇政府与动迁户之间埋下了许多矛盾,而镇领导的“强硬姿态”正是“通安事件”的直接导火索。这枚硬币的另一面是“弱社会”——老百姓忍气吞声。但“弱社会”隐藏着种种不满情绪,就像是一只气球,随时都可能破掉。“通安事件”中,正是“强官员”跳出来亲自吹破气球。

  本可以避免的事件

  参加“通安事件”的民众几乎都来自通安镇华通花园和阳山花园。华通花园目前已安置近9000户农民。他们是2008年之前动拆的,当初,同等面积的动拆补偿标准就比苏州工业园区(中国和新加坡合作项目)低许多,“这边拿40多万的话,在苏州工业园区可以拿100多万,同样在苏州,凭什么不一样?”虽然导致了连绵不断的上访户,但大多数动迁户选择了忍气吞声。

  不料,2010年初开始,新一轮征地再次启动,这次拆迁同等面积补偿金额超过2008年以前的3倍以上,其中包括每户近40万元的土地宅基费。而2008年前并无此项补偿款——动迁户们于是指控该笔款项被镇、区政府工作人员克扣或侵吞。

  动迁户们感觉被欺骗了。7月初,与通安镇相邻的浒墅关镇的一村民宅基地地块,以每平方米6473元,总计13.12亿元的高价拍出。拆迁补偿费与此相比,简直小巫见大巫,人们开始议论“政府假借开发之名倒卖土地”。与此同时,一则小道消息也被传得家喻户晓——通安镇副镇长、拆迁办主任张富平因儿媳未生育,令她与儿子离婚,开始说赔偿200万,最后给了80万,儿媳对数目不满,一离开张家就到有关部门举报。坊间传说,张富平贪了2.3亿元,媒体公开报道的表述是“巨额现金”。目前,张富平“已被有关部门控制”。

  这就更让动迁户们相信,政府克扣了补偿款,他们开始一小批一小批到镇政府要求补发克扣款。一名动迁户介绍说,他们提出每人补发3万元的标准,政府官员则讨价为每户补发3万元,双方谈不拢,动迁户的情绪乃越吵越高,最终挟持镇委书记王军。被群众围住后,王军还嘴硬,当众表示,拆迁款问题是前一任领导留下的,不该找他负责。王军的前任王国良,因贪污已被革职治罪。

  糟糕的是,王军和其他镇领导不是第一时间向上级政府报告,而是寻求“自救”,动员一些“社会分子”前来“救驾”,这些“社会分子”试图解救王军等镇领导脱围,但没有成功。这下子,动迁户们愤怒了,怒砸镇政府,事态随之一发不可收拾,最终演变成上万人堵塞312国道和警民对恃。规模之大,苏州史上首见。一向温和的苏州人真让人目瞪口呆,大家不太敢相信这是真的。

  《苏州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称,“在炎炎夏日里,出现这样的群体性事件是社会各界都不愿意看到的……试图采用过激行为解决问题,其结果往往是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既不利于事件的最终解决,也影响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同时,还给其他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极大的影响。”随后,虎丘区问责“过激行为”,镇委书记王军和镇长孟晓瑜第一时间就地免职。与此同时,政府组成5个工作组,进驻华通花园社区和真山社区,“上门了解情况、征求意见”。虎丘区委区政府称,对群众反映的有关干部的问题,“确有问题的严肃查处”。

  话音才落几天,虎丘区委书记王竹鸣的乌纱帽就被苏州市委摘掉。

  一堂“政治教育课”

  “通安事件”给苏州上了一堂“政治教育课”——矛盾凸现期,必须贯彻“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江苏省委党校的学者分析说,这一理念的出发点是人民,“是人民的需要、人民的利益、人民的愿望和人民的感受”。

  “通安事件”发生后,当地政府抛出四大举措,即“暂停通安动迁”、“免去通安镇党政主要领导职务”、“广开言路听取群众意见”以及“每年提供1000个公益性岗位”。《苏州日报》发表报道称,发展中的问题需要大家共同去面对。怎么面对呢?该报举了一例:为增加就业,以“服饰绣”为发展方向的通安,建起了“服饰绣创业孵化基地”,带动了1万人在这个产业链上实现就业。该报配发的评论员文章称,苏州经过多年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极大提高,“苏州经验”可圈可点,这是发展成果惠及百姓的最好体现。

  7月28日,记者在华通花园读到一条横幅标语“没有稳定就没有一切,当前稳定压倒一切”,后半句体现了“通安事件”后,地方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的急切心情。正如《苏州日报》评论员文章所言:“我们高度重视社会稳定,努力维护发展环境……稳定是发展的前提,稳定是和谐的基石。”通安镇已基本恢复平静,不过,通安镇政府还由众多警察把守着。入夜,街面上,好几辆警车来回巡逻,时刻注意着人们的动静。

  动迁户要求的补偿款问题怎么解决,当地政府还没作出具体答复。被免职的镇委书记王军和镇长孟晓瑜,以及苏州高新区党工委书记、虎丘区委书记王竹鸣是否存在渎职或贪腐行为,也还没进一步消息。

  “通安事件”表明,人们对政府官员腐败深恶痛绝,每个利益相关者心里仿佛都放着一条条干柴,随时可能被点燃,历史账并不会一笔勾销。“通安事件”更警示,“动迁与富民并进”不能纸上谈兵,必须兑现诺言。

  地方政府设想中,苏州高新区的“通安产业园”南部形成以电子资讯产业为主的“日本工业村”,北部是汽车零部件及精密机械项目,西部以轻工业项目为主,重点引进“项目体量大、科技含量高、投资密度强、行业带动性好”的项目。

  不难看出,这类设想,与这里的原住民几乎没有太多交集,农民们一辈子都很难进入这类高新科技企业工作。他们注定是被牺牲掉的一代。因此,失地农民的生计必须列入主政者的议事日程上,想方设法为他们谋取新生路,为动迁居民创造创业就业的致富平台。

  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