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获利是人类生存的物质支柱，信仰则是人类生存的精神支柱。那么，在中国，解决信仰危机的方案，不是去通过拆除人类生存的物质支柱来加固精神支柱，不是放弃经济发展，而是归还属于每个人的思想、信仰自由。一个国家的未来，在于其精神的根基与力量，而不在于政府权力。中国的精神重建，中国的有限政府，中国的市民社会都离不开信仰自由。没有信仰自由、没有精神信仰的国家，再大也是小国！没有信仰自由，不论人均GDP多高，国民在精神上和道德上依然是贫困的。国人常说，财大压身，对一个国家也是如此。没有精神与信仰的厚度，也难有物质财富的高度。即使有了，也会被压垮！有了信仰自由，一个人、一个社会信仰什么就会有答案，大家就会自由地去选择、去获得自己的信仰。唯有自由选择的信仰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信仰，中国人才有可能走出现在的精神废墟。
国学拯救不了精神危机
文 王晓渔
精神危机弥漫于当下中国，越是精英阶层，精神危机往往越为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国学被寄予厚望，希望它能拯救精神危机，理由是古典时代的人们内心相当和谐。我赞同在文化中承接传统，比如在教育中增加古典的内容，文字繁简并用，但是对国学拯救精神危机的说法不抱希望。古典时代的和谐景象，是不是今人对古人的完美化想象，本身就是一个疑问。
什么是国学？这是谈论国学时遇到的最尴尬的问题。一般而言，国学指中国传统文化学术。但是对国学的具体界定，要么过于广泛，要么过于狭隘。研究印度学的季羡林先生被称为“国学大师”，这种国学过于广泛；认为只有原教旨的“国产学问”才是国学，又过于狭隘。“国学”一词在中国古代典籍里出现过，指国家设立的教育机构，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学热，受日本影响。有人倡导“国学”，排斥外来文化，如果这样的话，首要就要拒绝使用“国学”这个受日本文化影响的词。更何况，中国传统文化学术之所以繁盛，与它的开放性有关，传统文化学术已经包含了很多外来文化。还有人把国学限定为儒学，这是独尊儒术的思维，不是诸子百家的观念。
寄望于国学拯救精神危机，最后的结果通常是“国学鸡汤化”和“国学产业化”。
“国学鸡汤化”以百家讲坛为代表，于丹领衔的坛主，以励志散文的方式讲述典籍，这种方式符合了观众“深入浅出”的需求。生产心灵鸡汤的作家，多如过江之鲫，但是他们过于注重“浅出”，通过一些简单的故事讲述一些平易的人生哲学，读者虽然喜欢，却很难对这些作家产生崇敬之情，他们的心灵鸡汤只是“家常菜”。于丹把心灵鸡汤贴上古代典籍的标签，如同厨师宣称自己的鸡汤添加了各种名贵药材，“家常菜”立即成为“国宴”。名贵药材重复使用了很多次，没关系；典籍有没有读通，也没关系。“深入”仅仅是一个标签，这个标签可以对食客、观众、读者产生巨大的心理作用。以心理作用解决精神问题，于丹可谓对症下药，其中原理与唱红歌治疗精神病异曲同工。如果有人认为是国学大显神威，未免有些自作多情。
“国学产业化”，以各种国学总裁班为例。几乎各大名校的哲学专业，都在办国学班，对象不是有志于国学研究的后学，而是总裁。哲学专业在大学里无法获得足够的经费支持，只能出此下策，情有可原。在国学班学习的总裁，能够在国学上有多少长进，值得存疑，但也不算误入歧途。还有一些企业家(往往是非常成功的企业家)，要么嫌弃国学总裁班档次太低，要么明白国学总裁班只是一种创收方式，更愿意向江湖奇人捐献几十上百万，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却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种方式档次更低、对方的创收目标更高。李一曝光之后，没有人会认为他的旁门左道是国学，可是在他曝光之前，他的缙云山国学院声名显赫。很多企业家(不仅企业家，也包括一些“文化精英”)对国学的理解就是旁门左道，一个人如果不会点旁门左道，便会被认为境界还不够深，这使得“国学产业化”最后成为“国学神仙化”。
借用一句老话，“国学鸡汤化”和“国学产业化”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一个整日里主张平常心、无功利的演说者，对于演讲费用和接待程序寸土必争，自我产业化到了极致的程度。一个让国学院变成敛财工具的道士，会大讲一些心灵鸡汤，让金主视金钱为粪土，然后把“粪土”捐献出来。
能够应对精神危机的，只有信仰。一个人不去寻找信仰，却到处寻找信仰的替代品，最后只能走火入魔。如果这个人再把魔当成神，就不可救药了。遗憾的是，即使“文化精英”们，也处在这种状态中。刚刚看到《南方周末》的报道，艺术家张洹专门请了一位易经大师，不用坐班，只要讲授易经即可，张洹这样说：“他会告诉我，几月份你要注意哪些事情，我很信。”事实上，张洹完全不用耗资聘请易经大师，他只要到街边，用10块钱咨询一下算命先生，就可以了。
被“做局”的中国信仰
文 李向平
时下的中国社会，有一种新的景象，这就是中国人在匆匆发展之同时，谈及信仰者蔚然成风；而信仰问题亦日益增多，有如一堆乱麻，剪不断，理还乱。一方面，老调重弹，依旧困惑于信仰危机，一方面则迷惑于信仰关系的混乱，不知所从。如此一幅图景，怎是一个“信仰”，可以了得的信仰困局。
“信仰事件”层出不穷
伴随着信仰问题的日益被关注，近期之信仰事件也接踵而至，兹举其大者，稍作言说。
第一件事情，是国家文化部有关风水“申遗”的争议。民间有关风水申遗的话题由来已久，据称是受到韩国、日本风水申遗的“威胁”所致，以吸取端午节的教训。但有学者认为中医、风水同根同源，国人不相信，是民族的自卑心理的表现，并把它上升到“国家文化主权”的高度。
第二件事情，是针对前几日的农历中元节(传统“鬼节”)，天津市有文规定，禁止党员干部焚烧冥币。如天津市党员干部在丧事活动中有看风水、做道场、为亡人开光送路、焚烧冥币等行为，情节严重的，将被严肃处理。此文一出，随即惹出各种争议。其中，最要紧的，是认为它是一种极“左”思潮在一些人的心里根深蒂固，忽视了当代国人最缺少什么的问题，进而希望当权者为此深刻反思。
第三件事情，正好与上述现象相反。这是近日在国家新闻办公室召开的“首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发布会上，有官方发言人认为，“中国没有出现信仰危机”。比如说，奶粉、假药、某些商业欺诈问题，大家所表示的不满意与愤怒，这就说明了中国人还没失去信仰。
上述三大现象，之所以把它们称为“信仰事件”，是因为这些现象之中，信仰是主题，象征和代表了中国人最基本的信仰需求。但是，这些信仰需求又呈现为一种意识形态关系，甚至被上升为国家文化主权，都被统属在国家职能部门的话语系统之中。所以，它们不仅仅是信仰，不仅仅是国人之信仰需求，早已被权力话语系统建构为“信仰事件”了。
传统风水术，本是民间社会之习俗信仰之一，如果变质为“国家文化主权”，风水成为国家信仰，那么，偌大一个主权国家，成为风水信仰实践的主体，国家社会之治理机制将成为风水大师、神仙高人的试验场。而恰好是党员干部自己的生命关怀及其习俗表达形式，个人的信仰需求，却又被信奉为“政治信仰问题”，被明文规定为不允许。至于一度引起社会激愤、被认为是社会缺乏诚信、人心浮躁的各种商业欺诈，反而能化腐朽为神奇，作为反面教材，说明中国人没有失去信仰，中国社会无信仰危机云云。
仔细想来，见怪不怪。因为见仁见智，中国信仰本来就不是一个独立自在的问题。这里面已经涉及一个很要紧的大问题：是中国人失去信仰了，还是中国人本来就没有信仰？或者是中国人从来就不缺信仰，而是中国人的信仰缺少了什么？
依附型信仰关系
对于中国信仰，有一种普遍性的误解，认为中国人大多不信宗教，但是有我们自己的文化信仰。甚至认为，我们不讲上帝，但我们有良心。所以，多年以来，只要谈及中国信仰，就会是一头雾水，难得要领。
儒释道三教，是中国人的信仰，也可以是中国人的宗教，但又不同于西方的宗教。我们有我们的宗教与信仰。与西方人不一样的，中国人谈信仰，不仅仅是对神灵或超验关系的信仰，不是信仰faith，而是信念beliefs。因此，中国人常常有宗教信仰、文化信仰、政治信仰、民间信仰、民族信仰、国家信仰、行会信仰等等。为此，才会有1980年代以来一直困惑中国人的信仰危机。然而，究竟是哪一种信仰的危机？举国号称要重建与复兴的又是哪一种信仰？依旧是雾水一头，难以捉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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