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在你看来，中国的方块字这种基因给中国文化留下了什么样的抹不掉的特征？
马未都：就是我们的文化是一种模糊性的文化。我们的文化在语言表达上是非常模糊的，是多义性的。比如“行”这个字，我们现在一般说行，很多情况下是“可以”的意思，但是“行”的本意是走路的意思。“走”则是跑的意思。这种文字的多义性再加上中华文化表达的模糊性，正是我们文化的长处，也是我们的短处。
你看，科学学科达到一个极限的时候都是模糊的，比如数学达到极限的时候就是模糊数学，但是数学的要求是不模糊的。我们的文化在很多时候不强调表达非常清晰，不用法治的语言去表达。所以你看，什么话最严谨？拉丁文最严谨，医学开药方，全世界通行的语言是拉丁文，植物学的名称全是拉丁文。汉语是有歧义的。我们的文字有多义性，有时候一个字有70多种含义。再加上我们常年的文化积累，有文字的历史有5000年了，这5000年来有很多东西都没有改变。
我认识的一个汉学家曾经对我说，你们中国人太幸福了，随便一个受过文化教育的人都能大概读懂2000年前的文献，这在英语国家是不可能的。英语国家许多人现在看莎士比亚时期的东西都看不懂。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记音的，音会不停地变，一变就看不懂了，而我们(的文字)是记意思的，稍微一教就能知道。
这个社会还应该有一些美学的教育
《瞭望东方周刊》：我注意到你一直重视探寻文物与文化的关系，尊奉实物史观而非文献史观，为何如此强调文物的作用？
马未都：因为实物的证据是不能改变的，而文献是可以改变的。
不要说久远的历史文献了，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文献，就我年轻时所接受的很多文献都是在不停地改动当中。二十四史中的很多史都被后人根据他们的政治需要不停地改动，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全盘相信。再说，文献是一种主观的记录，每个记录文献的人是不一样的，即使在没有压力的条件下，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经历、阅历，对同一件事都会有不同的记录。所以文献，我认为只有20%是真的。所以我一直强调物证，用物来说话。
《瞭望东方周刊》：你曾经对“床前明月光”诗句中的“床”提出自己的理解(马未都认为，“床前明月光”诗句中的“床”不是今天睡觉的床，而是马扎，北方可折叠小板凳——编者)。你当时怎么注意到这个问题的？
马未都：我们在文化的演进过程中名词的改变是非常多的，或者说名词并没有改变，而是物品的本质发生了变化。比如“壶”，我们壶的概念就是大口进小口出，但是在魏晋以前，中国的壶都是哪进哪出，只有一个通道。它和罐的区别只在于它的口比较小，有壶嘴是后来的事情。
我们今天接受的都是后来的文化，所以对早期的文化可能就会有所误解。在生活中，如果你细心，可能还能发现一点残留。不光是“床前明月光”的这个“胡床”，还有很多东西，只不过就是这个诗句太有名了，我一说就容易引起大家的注意。我只是告诉他们中国文化中还有很多的理解和我们的想象是不同的。《说文解字》中就写“床，安身之座也。”说得多清楚啊，床就是坐的。它连床有“卧”的功能都没提到，那么起码证明许慎在东汉时候写“床”这个字条的时候，坐是第一功能，或者说是极为主要的一个功能。尽管现在很多也说战国墓里出了床，那床你能证明是睡觉的吗？
《瞭望东方周刊》：你的这个说法也引来了一些争议。
马未都：我觉得争议不算很大。争议首先是要有重量级的人出现，要有对等的人出现，否则我不认为那是争议。
我还说过一些话大家可能没注意。比如我说李商隐的诗句“蜡炬成灰泪始干”，谁见过“蜡炬成灰”啊？现在的蜡烛烧完就完了么。可是唐代的蜡烛烧完了就有灰，它中间是芦苇，只是你不知道啊。
《瞭望东方周刊》：你曾经提到文化的深度和广度的问题，你觉得文化的魅力在它的广度而非深度？
马未都：我觉得文化广度主要的前提是它的普及性，文化的深度是学者们的事情。我觉得今天的社会有1%的人有一定的文化深度就已经是一个良好的社会构成。社会的构成首先是需要层次，每个人都是大学教授，那谁去做饭呢？所以，作为文化最好的延续性就是它的广度。我们今天和韩国人争端午祭什么的，都是因为它的广度而不是它的深度。
《瞭望东方周刊》：所以你上百家讲坛是带着普及文化的目的？
马未都：那肯定的。我一直在说我是一个布道者，不停地宣讲中国文化，让大家知道我们中国文化的妙处在哪。
《瞭望东方周刊》：那你觉得现在大众对于中国文化的妙处都领悟了吗？
马未都：不够。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
马未都：这需要一个很长的吸收的过程。将来我觉得这个社会还应该有一些美学的教育。我曾经特别想讲中国人的审美，就是中国人的美学教育。我们的美学教育很差，对美的感受很不强烈。
最近很多人问我关于新版电视剧《红楼梦》的问题，问我对那个“铜钱头”(指剧中众多女角色的发型——编者)怎么看？为什么大家都关注这个事？这就是审美问题。
那个“铜钱头”大家都接受不了，为什么？因为生活中没法梳那种头。它首先不大众化，而且不触类旁通。我看了那片花就觉得特别扭。
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是一个“战国时代”
《瞭望东方周刊》：最近一些艺术品在拍卖中频繁拍出天价，你觉得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马未都：我觉得这是当今经济社会对文化的一个利用，而不是肯定。而它对文化的利用要具体到一个物上才觉得更有价值。
中国人是很物化的民族，不会用高额的资金去买一个虚拟的东西。比如去买一个创意，他肯定不干，中国人的创意不值钱。这在装修市场看得特别清楚：免费设计，交钱装修。西方人一定是先交设计费。
中国人认为设计是虚的，你怎么能向我收钱？所以在艺术品上，由于文化被全社会关注，那么比较物化的就是文物，所以一定要有这种直接的体现，这是很正常的。
当一个文物很值钱的时候，说明我们对于自己的文化很有信心。但是，如果它超出了社会中的横向比较，所谓横向比较就是社会中不是光这一个值钱，还有很多值钱的东西，如果横向比较大大偏离了轨道，那就不能简单地说是社会的认可了。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大量涌入艺术品市场的都是一些投资者，你认为这是好现象吗？
马未都：不是。但是较之过去拿着文物不当事的时候，那是一个好现象。我们必须有这么一个过程。
台阶必须一步一步地走，你想一次飞跃是很难的。所以我认为我们对文化从无知到有知，从蔑视到重视，由文物的一钱不值到价值连城，这是一种进步。只不过将来一件文物再有价值，也一定不能脱离社会的横向比较。
《瞭望东方周刊》：所以你一直强调，文物给人带来的最终快乐一定是文化上的，而非金钱上的。
马未都：对。伴随你终身的是文化上的快乐。金钱的快乐也有，但是它是瞬间的。我不鼓动人家把我们的艺术更多地换算成钱。但是艺术最终还是要换算成钱才能划清它的标杆。
这是一个国际通行的标准，这没办法，你老说你的艺术价值连城，那我说你有什么标准呢？荷兰梵高博物馆的馆长就老说，梵高是最“值钱”的画家。
《瞭望东方周刊》：你觉得现在这个市场乱在哪里？
马未都：它就是一个战国时代。你看西方那么大的拍卖市场，这么多年来，主要的拍卖行只有两家，苏富比和佳士得，还有一些带有地域性的拍卖行，前后加起来也不过10家吧。
咱们现在光北京就有七八十家啊，从数量上讲，就是一个战国时代，将来会慢慢淘汰的。■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