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何高度表扬《文汇报》呢?郑重认为:这是因为《文汇报》集中发表知识分子的文章,思想活跃,能把握住知识分子的脉搏。“知识分子为什么对《文汇报》有一种亲和感?对党报记者不敢说或不愿说的话,他们敢对《文汇报》记者说?党报不敢登的文章,《文汇报》为什么敢登?这就是因为《文汇报》虽然公私合营了,但还有私的成分在里面,它的体内还流着民间报纸的血……这正是毛泽东所需要的。”
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
重生的《文汇报》受到表扬后,忠实践行着毛泽东的指示。1957年5月17日,《文汇报》以《报纸应该对谁负责?》为题,在一版报道了前一天中国新闻协会在北京举行讨论会的情景。
时任《中国青年报》总编张黎群在会上发言:现在的报纸实际上担任了布告牌、留声机、翻板机和“惹是生非”的责任。新闻工作者的从属性很大,没法独立思考。
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发言:现在党委把报纸看成了自己下命令的工具、阶级斗争的工具,忘了报纸还是让人民获得知识和消息的……报纸是为了叫人看的。
后来,毛泽东称这次会议“摆出了反动的资产阶级新闻路线”。
蒙在鼓里的《文汇报》依然每天卖力让知识界“鸣放”。记者范琰采访诗人流沙河,让他谈谈他的《草木篇》,流沙河表达了自己的委屈;记者刘光华采写的《北京大学“民主墙”》,讲述北大言路大开、民主气氛大增的现象;储安平的文章《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提出“党天下”的观点……
毛泽东愤怒了。
“最紧张的日子里,几乎天天派人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看大字报。那段时间,他很忧虑,后来回忆起来时说:我这个人就是常常有忧愁,特别是去年5月底右派进攻,我就在床上吃饭、办公,看那些材料,尽是骂我们的。”
不知内情的《文汇报》处理党外人士的发言或文章时,“细致精编”。“越是精心编排,给毛泽东留下的印象就越深刻,更刺激了他。”
毛泽东出手了。
6月14日,《人民日报》全文刊发毛泽东写的“编辑部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
3个月前,主席还握手表扬,突然成了“资产阶级方向”,《文汇报》办公室内,钦本立(时任《文汇报》副总编)看着徐铸成,徐铸成看着钦本立,相对无言。
检查还是要写。
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的话,更让徐铸成胆战心惊。柯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两个字可以概括:一个是“懒”,平时不肯自我检查,问题成堆难于挽救,还常常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忘乎所以了。
批判随之展开:接受过《文汇报》采访的人、为报纸撰稿的人、研讨会上发言的人,大都成了批判对象。
7月1日,毛泽东撰写的另一篇重磅文章、《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发表,著名的右派路线——“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浮出水面。
这篇文章信息量极大,一些观点、文字被众多论著反复引用,是研究整风和反右运动不可不读的文章。
无情打击和精准利用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文汇报》内部人人自危。
徐铸成首当其冲,全国人大代表资格被免,工资从8级降到14级,逐出《文汇报》,到乡下劳动改造后分配到出版系统。
“左派报人徐铸成成了右派。”台北报刊嘲笑道。
徐还不是最惨的,《文汇报》副总编、北京办事处主任浦熙修,“只好把她和罗隆基之间的私人感情赤裸裸地捧在大众面前”,并被撤销新闻界一切职务,后在“文革”中抑郁而终。其他如撰写《北京大学民主墙》的记者刘光华,采访流沙河的记者范琰,记者梅朵、姚芳藻、谢蔚明、吕文、黄裳等人纷纷成了“右派分子”。全国的右派,从最初估计的几百人,最后达到令人震惊的55万人之多!
毛泽东评点:“《光明日报》、《文汇报》这次得到了很深刻的教育,他们过去不知道什么叫无产阶级报纸,什么是资产阶级报纸;什么叫社会主义报纸,什么叫资本主义报纸;分不清楚。”
经过反右派,思想领域没有人再敢多嘴多舌,“知识分子在高压锅中脱胎换骨”,“报纸成了浮夸风的吹鼓手”。
也是这段日子里,中国发生重大人祸天灾,《文汇报》上没有留下只言片语。“不只《文汇报》,全国所有报纸都这样。作为报人,面对这段空白难以尽天职,羞愧何堪!”郑重说他想搜集资料再写一本书,那段日子,他的家乡和河南信阳等地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大饥荒,“历历在目啊!”
不过领袖并没因为连续批判《文汇报》就将这张报纸打入冷宫。“文革”前,他又想起了这张报纸。
1965年春,江青奉毛之命到了上海,组织写作班撰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她后来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了七八个月。”
这篇由姚文元执笔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将近十易其稿后,在《解放日报》秘密排印,11月10日在《文汇报》全文刊发。《文汇报》成了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侦察窗口。
接到发表任务前一天,时任《文汇报》总编非常激动,把稿子往夜班编辑桌子上一摔,得意地说:这次《文汇报》要翻身了!
文章发表后,《文汇报》记者纷纷出动,在北京、上海、南京、天津等地,采访、开座谈会,听取知识分子的意见。这次很多知识分子学乖了,“蛇不出洞、鱼不上钩”。之后20天里,《文汇报》只收到3篇来稿,其中一篇是反对姚文元的。
原《文汇报》总编马达回忆,“这篇文章由毛泽东亲自审定后,先由《文汇报》发表,尔后在全国报纸上转载。说是一篇批判文章,其实是张开了一个大黑网,虎视眈眈地要吞噬广大善良的知识分子。”
北京市按兵不动,激怒了毛泽东,“文章发表以后,各省都转载,北京不转载。我那个时候在上海,后来我说印小册子,各省都答应发行,就是北京发行机关不答应,因为有些人靠不住嘛!北京市委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市委。”
发表如此重头的文章,毛泽东为何选中《文汇报》?
郑重的理解是,“毛泽东看重的是《文汇报》民间色彩的余脉和它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毛泽东不太喜欢知识分子,但他需要通过《文汇报》了解知识分子的动向。”
毛泽东会用报纸
人物周刊:为《毛泽东与文汇报》这本书,采访了多少人,花了多长时间写作?
郑重:前前后后采访了100多人,和《文汇报》相关的、不相关的,活着的、死去的。比如去世多年的徐铸成等人,在世时我就采访过。我喜欢积累材料,“文革”期间就开始搜集相关材料,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写出来。
人物周刊:《文汇报》两任总编,一个被领袖接见表扬,一个接到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类重任,都很高兴。这是否反映了知识分子的一种心态?
郑重:中国知识分子都有这种心态,希望为皇帝所用。历史上知识分子也有这种心态,补台而不是拆台。毛泽东评说知识分子“皮之不存,毛将附焉”,是说到了知识分子的要害和痛处,他看得还是很透彻的。
人物周刊:您怎么看毛泽东批判《文汇报》那两篇文章?
郑重:当时很多人都很激动,“噢,文章写得好。”也有部分人认为不符合事实。50多年后重读,更感到是以势压人的欺世之作,没道理好讲。
人物周刊:你们那一代报人采访了很多知识分子,让他们“大鸣大放”,结果“反右”之后,许多知识分子倒了霉,你们是否感到愧疚?
郑重:大多是奉命而作,最后导致知识分子成了“右派”。从我接触的老报人看,他们应该没有太多愧疚,当时也没什么选择。
人物周刊:姚文元的文章在《文汇报》头版发表之后,你们的记者还找到吴晗,请他谈体会。
郑重:这没办法,记者是奉命行事,报社接到上级任务,要吴晗发表看法。记者不是想表现自己、立功、打小报告。
人物周刊:《文汇报》在毛泽东眼中是怎样一份报纸?
郑重:民间报纸。毛泽东讲过,《文汇报》、《新民晚报》、《大公报》等几家都属于民间报纸,而且他将《文汇报》看成了解知识分子动态的窗口,而当年的《文汇报》也确实与知识分子联系比较紧密。毛泽东是利用了《文汇报》这一点。
人物周刊:通过采访和写作,您得出什么结论?
郑重:毛泽东会用报纸,将报纸当作工具,把报上的报道、社论、文章、调查报告等,写上批语,在全国范围内制造出政治宣传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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