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信良 本报特约评论员
12月22日下午，文化学者余秋雨做客人民日报总编室与人民网联合主办的“文化讲坛”，他强调要给文化做“减法”，以走出三个文化误区：第一，“我们有没有可能减少一点谋术文化，增加一点大道文化，或者大爱文化”；第二，“有没有可能减少一些民粹文化，增加一些理性文化”；第三，“有没有可能减少一点复古文化，增加一点创新文化”。
对余秋雨先生，我向无成见。还记得多年前买的第一本《文化苦旅》还是盗版的，随后买到了正版，读了两遍，又买了本《文明的碎片》，读了一遍，随后对他的书再提不起兴趣，也不是因为别的，所谓“文化散文”，不失为一种新的散文写法，但就像读《西游记》，孙悟空除妖总是那几招，不厌烦才怪。
不过余秋雨先生似乎因此成了“文化大师”，只是未见他有什么独到的文化创见或创造，很大程度上，他只是做了个普及传统文化的工作。他现在强调减少一点复古文化，不知是不是包括不要再读他的《文化苦旅》，那里面的情绪，若我没记错的话，可是在为复兴传统文化摇旗呐喊的呀。
余先生是从文革走过来的人，应该知道传统文化是怎样被“革”掉以至于断代的。一直到今天，年轻人对中华文化传统不是知道得太多，而是太少，虽然好像有一浪接一浪的“国学热”，但在快餐文化盛行的网络时代，多半只成了“虚热”，雷声大雨点小而已。他强调减少一点复古文化，好像是说国学已经过热了，得降降温才行，这是实情吗？“复古热”只是一厢情愿的想象而已，又何谈“减少”呢？不是贴上了“创新文化”的标签，就可以赶时髦挥起打压学习文化传统的大棒的。台湾中小学至今仍在学四书五经，台湾的高考语文试卷我看过，对“子曰诗云”还是很重视的，也没见台湾因此不“现代”、不会“创新”呀。
至于“民粹文化”，恕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怎么看都觉得余先生有点“放不下”。说实话，因为网络，余秋雨先生是受了很多网民施加的委屈，“余含泪”“诈捐门”等网络热词，在当事人看来，定是“网络暴力”的产物。因此余先生对“民粹文化”解释说：“什么时候大家特别喜欢听谣言，听到谣言就激动……而这个靶子没有分辩的权利，这个时候我们民粹就构成了。”这话明显是情绪化的，带着“精英”对小网民的歧视与仇视心理，甚至可以说是种“诬陷”。不可否认，网络上是有非理性的“暴力”，但其主流还是理性的，也是有一定自我净化能力的。在民智初开之时，余先生急于要用“理性”把自由表达之门关上，是何用意？
“减少一点谋术文化，增加一点大道文化”，这个说法我觉得很对。只是不知余先生在说这话时，双脚有没有脱离地面，有没有想过民众对“谋术文化”的自觉选择是与现实需求相关的。这就好比不去指责房屋建造者在采光方面设计的严重缺陷，而去指责那些使用“谋术”占取为数极少的阳光房的人。
“娱乐至死”的年代，我们的文化竟然得做“减法”了，听上去我们的文化都已严重“过剩”了。仔细揣摩余先生的意思，他或许是强调“太杂”了，他希望做了减法，文化思考就会“干干净净”，“为整体文化让出部位来”，这话听着有点耳熟，似乎是在呼吁又得“革”一“革”了。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